四年前,中共施行極端防疫政策,將大批中國人封在方艙或家門裏;高壓之下,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運動,當局最終被迫退讓、民眾暫脫危境,但「秋後算帳」也隨之而來。
九五後獨立紀錄片導演周子傑,親身體驗了中共對白紙運動的恐懼。日前他在洛杉磯受訪時,回憶了讓自己身心瀕臨崩潰的兩年回國經歷。
自家校門口拍的素材觸犯禁忌
眼下,周子傑正在為紀錄短片上映做準備。短片由「一場噩夢」的旁白開始;夢中,「如果你不小心說出了國王的名字,你就會從世界上消失」。之後鏡頭拉回到2022年11月,他就讀的南加州大學門前,集會的中國留學生群情激憤,抗議中共嚴酷的疫情封鎖政策,導致新疆烏魯木齊一居民樓內多人被活活燒死的慘劇。
他兩年前製作的一部長片中,也出現過這場抗議。2024年,碩士畢業的他帶著音像素材回國,租住在成都。一年後,他拿著粗剪的版本和極少數同行分享,就影片敘事聽取意見。沒想到,一名前輩舉報了他。
2025年8月21日下午,有人敲門。周子傑以為外賣到了。打開門,一下衝進來十幾個人,兩個人控制他,其他人開始翻箱倒櫃,折騰兩三個小時,手機、電腦、USB手指、各種資料,連同他本人被帶到了一處政府辦公地。
審訊從下午持續到凌晨3點。除一兩名警察,其他人都是便衣。從他後來收到的罰沒清單看,來的人應該還有成都市新聞出版局的人。「第一晚,他們態度很凶,各種威脅,說要判三到七年。」周子傑說,連上廁所也有人跟著。
因為緊張,他雖然十幾個小時沒吃東西,也不覺得餓,但老是腹瀉,後來才意識到是身心應激反應。
當晚,他們讓周子傑回家,第二天再來。國保警告他:「想跑?是最愚蠢的;那是跑不掉的,到處是監控!」他硬碟裏的絕大部份素材是爺爺奶奶患病後的生活,「沒有跨過紅線的是,我還沒公開發布(那部紀錄片)」。
他出事前,已定好出去拍另一部片,因此只能違約。賠償金,加上租房違約金、機票、設備等,損失總計約10萬元人民幣。
他的紀錄片未發布,銀行賬戶也看不到「海外贊助」,審訊者後來歸還了手機和身份證,但未予定案。「那段時間,我天天做噩夢。」周子傑本來就不胖,經過折騰,人更消瘦了。
最後,當局決定不起訴。「定的罪名是違反廣播電視製作法規,沒有『龍標』、沒有申請,就拍了一個『分裂國家』、有嚴重政治意識形態問題的紀錄片。」他說。
當年12月,周子傑拿回了護照,但遭到監視,去外地要打報告,且兩年內不准離境。他被告知,一年內會繼續受到嚴密監視。他儘量不外出走動;為降低官方的戒備、讓事件儘快「冷卻」,他回重慶父母家住,報名參加烹飪學習班,花了七個月拿到了中級廚師證。
他所經歷的一切不敢讓父母知道,但父母與他大吵幾次,覺得花那麼多錢培養他留學,他回來後卻和職高生一起學做廚師!他們不知兒子在韜光養晦,尋找逃離的機會。
今年6月,周子傑發現自己沒有受到邊控,趕緊來到了美國。
國內年輕人普遍陷入失望
周子傑自認不是過激的人,也沒有站出來反共,遭到暴力機器的輾壓,完全在意料之外。他表示,自己只是碰巧在校門口遇上抗議學生;而學生們關注的事情恰好是他所關注的,引起了他的專業興趣。為此,他險些被關進監獄。
因製作白紙運動紀錄片,周子傑接觸到這場運動的很多參與者,其中大部份在中國。他們通過VPN翻牆了解世界。看到眾多國家的學生可以自由表達,中國的學生卻沒有這種權利,他們感到失望。
「挺讓人絕望的。」周子傑說,「大多數朋友陷入了政治憂鬱……更大的變化,我們覺得在照顧好自己的同時,慢慢等待吧。」
周子傑多年來已注意到,國內一些調查記者遭遇不公正對待,有的流亡海外;一些財經記者的書籍、紀錄片遭到封禁。當局的管控讓他難以接受:「就算你到了境外,只要家人在國內,它還是可以用非常原始的『精神連坐』方式去控制你。」
他回憶,中小學的歷史課、政治課,內容都是殘缺的;「長大補學近代史後,你發現這個政權主要是靠掩蓋和欺騙來運行,你會非常失望,有種被騙的感覺」;而審問他的人,一提到白紙運動就聲稱「境外勢力操縱」,一提到藏人維吾爾人就聯繫到暴力,「因為他們看的內部材料都是這樣解釋」。
「你愛這片土地上的人,包括家人、朋友,也不會恨那些審你的國保;但你會希望他們有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高壓環境裏。」周子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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