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押注人工智能(AI)能做到當年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從未做到的事:洞悉一切、預測一切,並駕馭14億人,同時避免重蹈蘇聯計劃經濟因資訊失靈而崩潰的覆轍。
這場豪賭或許能讓中國共產黨(CCP)在社會控制上比歷史上任何政權都更勝一籌,但它並不能讓社會主義真正奏效。中共當局認為算法可以完善社會主義,但歷史表明並非如此。
所有的計劃型社會的缺陷從來都不是缺乏數據,而是缺失人性:人們會向監督者撒謊,官員會包庇自己,而且沒有人能被強制要求真正關心此事。人工智能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它只會全盤繼承、將其規模化,並把它們掩蓋在數位儀表板背後。
監控機器概覽
現有的控制系統規模龐大。多達6億至7億個監控鏡頭將影像源源不斷地匯入各地「城市大腦」平台,這些平台利用人臉和步態識別技術來標記人群。與此同時,網格員與志願線人則嚴密看守著各自轄區內數百戶人家的風吹草動。
黑名單制度禁止「失信」(untrustworthy)的人乘坐飛機、火車和獲得貸款。然而,與西方的普遍認知相反,中國至今還沒有建立一套全國統一的個人信用評分體系。
於2025年7月在全國上線的「國家網絡身份認證」(National Internet Identity,簡稱NII)制度,為有關部門提供了一種集中化的憑證,以便跨平台追蹤用戶——不過,目前該認證仍採取自願原則,且應用範圍尚有限。批評人士警告,整合數碼身份可能會擴大類似新疆那樣的算法監控。在新疆,自動標記數據直接導致了大規模拘留。
中共國務院2025年「人工智能+」(AI+)指令和「十五五」規劃(2026-2030)旨在融合這些層面。人工智能將作為連接紐帶,將網格員的走訪記錄、監視器的追蹤軌跡、支付記錄和聊天記錄相互關聯起來,形成風險預警,以便在異議形成之前採取行動。可程式化的數碼人民幣,更進一步將資金流向納入監管視野。
當然,那是理論,現實的運作終究得經由「人」來執行。
人性的反擊
北京的這套機器存在一個無法通過軟件更新來彌補的缺陷:它的運轉依賴於人。無論是被監視的民眾、操盤的官員,還是體制所需的年輕一代,都有各自的反抗理由。
觀察人們說謊 機器就能學會說謊
1958年和1959年的中國,心懷恐懼的共產黨幹部報告了根本不存在的創紀錄豐收。北京隨後根據這些虛構的數字徵用糧食,導致數千萬人挨餓。
嚴厲的監控並不能終結這種行為,它只會將其逼入地下。那些知道自己被監控的人會為了迎合監控而表演,使用暗語,並將自己的真實想法深藏心底。土耳其裔美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蒂穆爾‧庫蘭(Timur Kuran)稱之為「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以公開的順從掩蓋私下的異議,直到監控的要求突然降低。中共比它的擁護者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研究人員發現,一旦人們了解社會信用體系的政治用途,公眾對其支持率就會急劇下降,這也正是當局嚴格審查相關討論的原因。一套基於「表演行為」訓練出來的AI,會對一個並不存在的社會抱有極高的自信。數據本身若從源頭便已失真,再龐大的數據量也無力回天。
官員們玩弄機器於股掌
加拿大政治經濟學家羅納德‧溫特羅布(Ronald Wintrobe)稱之為獨裁者的困境(dictator’s dilemma):下屬越懼怕統治者,傳達至最高層的真話就愈少。人工智能並不能消除這種困境,反而將其自動化。
2017年的短短一周內,新疆警務平台,在四個地級市共標記了24,412名「可疑人員」,而受政績獎賞驅使的地方官員,隨即將其中絕大多數人送進了再教育營。沒有人會因為「排除誤報」而得到晉陞。
2022年,河南省鄭州市官員將受騙銀行存戶的新冠病毒防疫健康碼改為「紅碼」,阻止他們前往抗議。一項原為公共衛生打造的防疫工具,卻淪為了掩蓋地方醜聞的工具。
這就是專制社會的慣用伎倆:所有「穩定」的工具最終都會被掌權者用來謀取私利。各機構囤積數據,因為在官僚體系中,訊息就是權力。北京設想的那套高度融合體系,最終只會演變成一塊塊拼湊而成的「數據諸侯領地」,各自只向中央呈報能保住主官烏紗帽的資訊。
監視者亦需被監視
2022年,上海警方的一個包含多達10億人訊息的數據庫被洩露到網上,並被公開出售。高度集權不僅成倍放大了國家機器的力量,也同時放大了單一腐敗內鬼的獲利誘因,以及單一疏忽人員所能釀成的災難。中共無法完全信任那些負責監控的人,所以它必須反過來監控這些人,如此陷入無休止的循環。
沒有人能夠阻止冷漠
如今中國最強大的抵抗並非街頭抗議,而是退縮。年輕人「躺平」,拒絕無止盡的內卷與過勞文化,放棄晉陞機會,並推遲結婚生子。這一切既不違法,也不會被攝影機拍到。北京現在將這種趨勢視為國家安全問題——這無疑是一種不打自招,證明其監控工具雖能揪出異議分子,卻無法催生內在動力。
中國的出生率已降至歷史新低,總人口正在萎縮。監控國家或許能強制民眾服從,但無法激發人們的熱情、冒險精神,也無法讓他們在一個監視民眾一舉一動的國家裏燃起成家立業的渴望。
過度控制扼殺了社會主義最渴求的生機
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的洞見在於,驅動經濟運行的知識是分散的、隱性的、地方性的,唯有透過價格機制與自由市場,才能引導這些知識發揮作用。北京深信實時數據可以彌合這道鴻溝。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問題的癥結從來不只是資訊,更是「誘因」。
經濟繁榮取決於人們擁有試錯、爭論,以及創辦那些挑戰現有大企業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對科技平台和教培產業的整頓風暴抹去了數千億美元的價值,更向每一位企業家敲響了警鐘:樹大招風,過於顯赫的成功只會招致整肅。
於是有抱負的人學會保持小規模經營,將資金轉移到國外,或者乾脆離開。一個無法容忍「意外」的經濟體,終將越來越缺乏驚喜——而經濟增長的源泉,恰恰正是來自於這些意想不到的創新與突破。
歷史從不眷顧無懈可擊的檔案庫
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冷戰時期世界上最龐大、最嚴密的秘密警察和情報機構之一)建立了歷史上或許最為密集的線人網絡,並對數百萬東德公民進行了情報收集。其自身的報告詳細記錄了1989年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然而,這一切並未挽救東德政權的覆滅。
厚重的檔案或許能記錄人們的一舉一動,但它們無法使經濟運轉起來,也無法左右人們的行為。
結語
人工智能可以洞察外在行為,但是無法識別人們內心的信念。它可以強制執行,卻無法激發經濟繁榮所必需的自發努力。這套系統的每一個致命弱點都源於「人」:對著感測器「演戲」的公民,操弄預警機制的官員,兜售機密數據的內鬼,以及悄然放棄努力的一代人。
監控網絡愈是滴水不漏,其輸入的數據就越是造假,而操盤者的內心也越發惶恐。北京正在打造一台愈是謬誤百出,卻越加自信滿滿的龐大機器。
對於自由社會而言,正確的應對之道是:堅決抵制中共的監控和人工智能工具包,保護受其打壓的海外僑民群體,並不斷證明開放體制的創新能力終將勝過封閉體系。人性曾擊敗了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東德國安部的檔案櫃,以及毛澤東(1893-1976)時代的糧食虛假報告。假以時日,人性也必將戰勝算法。
作者簡介:
斯圖‧克沃爾克(Stu Cvrk),曾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位於馬利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The Limits of Control: Why Human Nature Will Defeat China’s AI Socialism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給讀者的信 → https://tinyurl.com/25thStillHere
-------------------
25周年,我們仍在這裏。
感謝同行,記錄未來。
-------------------
支持我們:
❍ 刊登祝賀廣告/合作:
☎︎ 2770 5566
❍ 加入網站會員:
https://hk.epochtimes.com/subscribe
❍ 購買實體報紙|銷售點: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