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引入新的預訂系統,讀者須預約登記方可瀏覽特別收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下稱特藏部)的書籍。另外,希望掃瞄(scan)、影印或拍攝特藏部材料的讀者,要先填寫表格,說明相關書籍的詳細資料和拍攝照片數量。以上措施在5月18日起實行,有學者認為,收緊閱覽規定「極可能是出於國安考慮」,需正視此舉阻礙和傷害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會窒礙資料流通並造成恐慌。

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HKFP)日前報道港大引入上述措施,並提到特藏部中有5本政治書籍,包括前香港眾志黃之鋒《Unfree Speech: The Threat to Global Democracy and Why We Must Act, Now》、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Freedom: How We Lose It and How We Fight Back》、支聯會的六四屠城相片集、陳雲《香港城邦論》及壹傳媒獨立非執行董事Mark Clifford《Today Hong Kong, Tomorrow the World: What China’s Crackdown Reveals About Its Plan to End Freedom Everywhere》。另外,亦有3本關於1989年六四屠城的書籍,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領袖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但讀者必須先在網上預約。

港大在回覆HKFP查詢時解釋,新規定是「為有效地保護和保存脆弱及不可替代的資料」。(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fragile and irreplaceable material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楊穎宇:收緊閱覽規定 極可能出於國安考慮

歷史學者楊穎宇發現上述的新措施後,曾經在6月以《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新紅線?》為題撰文,指有朋友曾經問特藏部職員改制的理由,對方回答是因為「有人偷書」。楊穎宇質疑,成立幾十年的特藏部「是否一直都沒有偷書問題」,並反問情況是否嚴重得「要犧牲歷代學人均能享有的閱讀和複印自由」。他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收緊閱覽規定「極可能是出於國安考慮」。

另一學者鍾劍華認為,港大解釋的理由「明顯是藉口」,並表示「有時真是不知是大學自把自為,還是政府施壓」,慨嘆圖書館這樣做,只會令學術自由進一步收窄。他續指,「如果明知上到去(圖書館)取那些資料看,要登記,又要申請,有人肯定會避免使用,免得有麻煩。這對學術研究及學術自由都有十分明顯的傷害」。

在1989年至1999年就讀香港大學本科、研究院至取得博士學位的楊穎宇,形容特藏部是「香港研究的聖地」,在學時「日以繼夜」在該處整理及閱讀資料。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指,當時特藏部完全不設任何限制,讀者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任意從書架上拿書閱讀,「從櫃台借閱的書,分為一般閉架書和特藏閉架書,前者辦理完借閱手續後可以隨時在Special Collections範圍內使用,後者則需要在櫃台對面的玻璃房內使用」。

阻礙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需正視

楊穎宇表示,讀者要首先辦理借閱手續的措施,以前只適用於古籍、善本書,但現在擴大到特藏部所有書籍文獻,並要將書拿到服務台前新設的閱讀區使用,質疑「是否意味着凡特藏部讀者必須接受職員監視?」

他又指,特藏部專門收集香港的典籍,納入香港社運作品「原則上是合理的」;但是問題是出在收緊閱覽規定,阻礙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這才是需要正視的」。

複印要申報 窒礙資料流通並造成恐慌

按港大圖書館的規定,讀者要掃瞄或拍攝特藏部材料的照片時,要先填表申明詳請,如書名、頁數、拍攝數量,並設有6項條款,除了版權注意事項外,亦包括「我明白這些複印本僅供我個人使用,不可轉讓」。楊穎宇引述從事歷史研究的朋友,質疑此項規例是否代表不可以與論文導師、同學分享資料,研究助理又可否將資料轉移給主持項目的教授,擔心有關人士因違反圖書館規例面臨大學懲處。

楊解釋,收緊閱覽規定在兩個方面阻礙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首先,由於事先要預約,而閱讀區空間非常有限,「換言之,學者尤其是海外來港作短期研究的學者,未必能預約成功,變相不鼓勵學者使用館藏」。另外,他認為上述的複印申請表安排的條款,會大大窒礙資料的流通,亦在學者之間造成恐慌,擔心港大圖書館將來會因為資料處理不當而面對懲罰,「壓力由此而成」。

政府不允學校圖書館有「危害國家安全」書本

在國安法陰霾下,民間接觸個別書籍的自由明顯受到規限。《明報》曾經在6月報道,有3間中學為免觸碰「紅線」,紛紛將「敏感」書籍從校內圖書館下架註銷,甚至直接銷毀,包括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馮客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以至司徒華談師生關係的散文集《滋蘭又樹蕙》,都要從學校圖書館消失。

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學校亦有責任肯定學校圖書館內不會有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書本」,以往「大部份學校亦根據自己校內的政策及教學的需要,把圖書館應該收藏甚麼書做得很清楚」。

公共圖書館因應《國安法》下架至少逾百書刊

除了學校,在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共圖書館亦下架多部涉本土、中國的政論、八九民運等的書籍,如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港大學苑所著的《香港民族論》、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的《我向霸權宣戰》、作家余杰的《納粹中國》、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所著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支聯會出版的刊物《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著作《王丹獄中回憶錄》等。

有傳媒統計,《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到去年年底,公共圖書館下架至少106部書刊。去年7月,康文署指因應國安法,累計暫停借出72項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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