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17歲的女兒給我看了一個Facebook帖子，說1992至2014年間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74.5%來自白人罪犯。帖子旨在呼籲亞裔與「黑命貴」組織並肩作戰，「改善少數族裔社區」。
我提醒她上網查一下美國人口的白人比例。根據Census.gov（美國人口普查政府網站）的數據，2019年是76.3%。
「你看，即使貼子數據正確，白人犯罪者的比例也低於白人人口比例。」我說。
其實，我也看過幾篇媒體報道，指最近亞裔美國人遇襲事件激增。有些報道把襲擊事件歸咎於特朗普總統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卻無法提供任何事實依據。
我以此為契機，與女兒交談：「你要小心，知道如何自我保護。但是，如果報道旨在激起你對特定人群的不滿，就要提高警惕。現在，許多記者已經失去了職業精神。他們用謊言、部份事實、影射和誤導性數據來推動敘述。他們誇大其辭，或裝聾作啞。
「記住，所有種族都有壞人，也有人由於誤解而產生仇恨。至於新冠肺炎（COVID-19），是中共把病毒傳播到全世界。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全世界的人，包括中國人，都是中共暴行的受害者。」
交談時，女兒告訴我，她的大多數同學和朋友都支持黑命貴，甚至支持安提法，因為他們相信很多美國黑人都受到警察的虐待和殺害。他們支持削減警察經費。他們認為那些搶劫者和騷亂者「有理由憤怒」，因為歷史上曾遭受過種族主義和奴隸制。我女兒在深藍州的一所郊區公立高中上學。
女兒的這些話令我吃驚。我認識她一些同學的父母。和我一樣，他們也是勤勞的第一代亞裔移民，擁護美國自由。他們看到孩子被媒體和教育系統層層洗腦，感到悲傷和憤怒。
中共把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傳播到全世界，全世界的人，包括中國人，都是中共暴行的受害者。圖為紐約法拉盛街景。（戴兵／大紀元）
這正是我之前的感覺。但生氣永遠不能解決問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盡力把孩子們從共產黨宣傳中拯救出來，還有誰會呢？還好到目前為止，成效令人鼓舞。我在《大紀元時報》上發表了兩篇「母親視角」系列文章，一篇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另一篇關於全球暖化。我跟女兒聊這些文章（她起初拒絕看），她懂了很多，對這些話題不再感到疑惑。她對我也更坦然了。
因此，我繼續著這個系列的研究和寫作，這一次聚焦種族主義。
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僅解答了女兒的問題，還弄清了誰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面對黑人族群，他們摧毀道德和尊嚴，帶來暴戾和仇恨，帶走希望和信念。他們一直荼毒黑人社區，如今又對亞裔美國人故伎重演。
澄清關於警察的真相
我看了一個關於澄清警察暴行和種族主義指控主題的精彩影片。這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對伯吉斯·歐文斯（Burgess Owens）的採訪。他是NFL（全美橄欖球聯盟）退役球星，也是來自猶他州的國會議員，成長於種族隔離的南方。
為了方便交流，我將結合影片和其它來源的信息展開論述。
據司法部統計，2019年，全美有超過1,000萬人次被捕。據《華盛頓郵報》數據庫顯示，54名手無寸鐵的平民死於涉警槍擊案，其中12名黑人，26名白人。同時，根據FBI提供的數據，89名執法人員執行公務時殉職。
接受採訪時歐文斯議員指出，每個行業都有壞人。雖然像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等人的慘死需要展開深入調查，並依法審判伸張正義，但整個警察隊伍是由那些誓言全力保護民眾權利的勇士組成的。「我們沒有警察問題，但我們存在敘事問題。部份媒體傾向於對我們國家的一切美好視而不見。」歐文斯說。
懷疑論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公眾對警察的看法被媒體炒作誤導得相當嚴重。被問到猜測「2019年有多少手無寸鐵黑人被警察殺害」時，總體上38%的受訪者回答「大約100人」，29%受訪者回答「大約1,000人或更多」。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政治觀點受訪者中，46%的人估計「約1,000人或更多」。而如上所述，記錄在案的手無寸鐵黑人死於警方辦案的人數為12人。
哈佛大學研究員小羅蘭·G·弗賴爾（Roland G. Fryer, Jr.）是美國非裔經濟學家，專門研究歧視和不公問題，其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沒有發現涉警槍擊案存在種族差異。至於警察使用非致命武力，弗賴爾博士認為：「假設警察只是簡單地攔住路人，而並無任何特別理由，似乎存在明顯的種族差異。但假設他們是為了防止暴力犯罪，那麼種族偏見的證據就非常小。」
2020年5月喬治·弗洛伊德去世後，黑命貴「削減警察經費」言論勢頭更甚了。美國至少13個城市不同程度削減了警費。這些城市在2020年都出現了犯罪率激增的情況。西雅圖觀察到了26年來最高的兇殺案數量。芝加哥的謀殺案上升了50%。黑人社區受到的影響最大。2020年8月發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81%的黑人成年人希望社區保持或增加警力。
奴隸制的遺產？
「有些事情之所以被相信，是因為它們確實是真實的，但還有許多其它事情被相信只是因為它們被反覆斷言。」——托馬斯·索威爾。
有人認為目前黑人族群的不利處境是奴隸制遺留下來的。但我從伯吉斯·歐文斯和托馬斯·索威爾博士那裏了解到的情況卻不一樣。
托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博士是著名經濟學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30年他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9歲時搬遷至紐約哈青檸區，從小生活貧困，年輕時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然而，1960年聯邦政府實習經歷改變了他的世界觀。
以下是索威爾博士對奴隸制的看法。
「今天，奴隸制的道德恐怖受到廣泛譴責，以至於人們很難意識到，幾千年來，世界各地幾乎所有種族的人都實行過奴隸制。甚至當時不同社會的主要道德和宗教思想家也接受奴隸制，認為它反映了社會事實。」
「美國的特別之處並不在於它曾經經歷奴隸制，因為奴隸制在全世界都曾經存在，而在於美國人是世界上極少數率先對奴役人類的道德性提出質疑的民族之一。這在18世紀的美國尚不屬於為大眾所接受的主流觀點，在當時的非西方社會，這個觀點甚至鮮有所聞。
「那麼奴隸制是如何終結的呢？我們知道它在美國的終結歷程——每釋放六個奴隸，南北戰爭就失去一條生命。但世界其它地方卻並非如此。」
黑人社區犯罪率高、家庭破碎的原因是奴隸制嗎？歐文斯議員就這個問題現身說法。
「我年輕時期，也就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人們真正踐行美國夢，黑人是我們國家最有競爭力的少數族裔。這段歷史在教材裏看不到了，有人刻意隱瞞。
「『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族群在中產階級增長方面領先全國，『也在』男生大學入學率方面領先全國。男人忠於婚姻：超過70%的男人忠於孩子的母親。那些違背承諾的人被當作下等人，不受他人尊重。……超過40%的美國黑人是企業家，是社區內的企業主，社區與外界隔離，沒有任何白人，也沒有任何其他族群。」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信念：『人生充滿無限可能。人生簡直處處機遇無限，我看到成功就在眼前。我明白有人不願看到我們成功，那我們怎麼辦？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努力向前，要努力學習，要竭盡全力證明反對者鼠目寸光。我們不會乞求他人尊重，只有自強不息才能贏得尊重。』這就是我的成長經歷。」
索威爾博士還指出，20世紀60年代以前，少女懷孕、男人拋家棄子和失業率都比現在低得多。他在一部紀錄片中說，「直至1930年，黑人失業率仍比白人低。……人們把所有這些問題都歸咎於奴隸制時代，那麼過去這些問題應該比現在更糟糕，但事實卻是，現在比過去更糟糕。我認為如果要找一個轉折點的話，那就是20世紀60年代……從那時起，人們開始不僅擁有福利國家制，也開始有了福利國家制伴隨而來的相應心態，因此，許多事情變得堂而皇之，例如接受救濟、領取福利等。」
黑人社區的轉折點
20世紀60年代是黑人社區的轉折點，那是一個美國道德被共產主義劫持的時代。
作家克萊恩·斯庫森（Cleon Skousen）在《赤裸裸的資本家》一書中寫道：「早在1960年，美國共產黨領導人格斯·霍爾（Gus Hall）已經宣佈，該黨將令美國青年更加疏遠和激進。短短時間內，卡斯特羅的鬍子、嬉皮士的衣服、污穢的言論、共產主義禮炮、共產主義頌歌、共產主義和平象徵、毒品、色情、虛無主義和騷亂就成了日常標配。」
傳統婚姻成為文化戰爭的首批犧牲品之一。黑人社區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逃離家庭不再視為恥辱，而是備受推崇。女權主義、「性解放」和縱容墮胎等更令眾多家庭支離破碎。
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推行的福利國家政策不僅損害了良好的職業道德或工作熱情，更進一步破壞了婚姻傳統。
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雷克特（Robert Rector）認為，福利計劃令單親家庭經濟獨立，但懲罰了低收入的已婚父母。「當低收入的父母結婚後，福利一般會急劇下降，共同收入也會隨之下降。」
隨著上世紀60年代道德淪喪，一切都陷入衰退。而這並不僅限於美國。索威爾在《歧視與差異》一書中寫道：
「在福利國家制風行時代，人類行為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各種社會現象接踵而至：法國公共住房區域，汽車被『燒燬取樂』，民眾充滿恐懼；英美學校也被恐懼籠罩，孩子和老師都成為年輕暴徒的攻擊目標，任其肆意妄為；紐西蘭靠救濟金度日的單身母親說，『如果不再生一個孩子，我就得回去工作』；美國公共住房區域，一名女子在談及另一名女子在同一公寓被殘暴輪姦的報道時淡然說，『就是一個女人被強姦了，有甚麼大不了的，這裏發生的刑事案件太多了』。我們注意到，國際上長達幾個世紀的兇殺案持續下降，但在20世紀60年代突然逆轉，再次飆升，達到了自上世紀以來的最高值。」
行文至此，我想再次提醒讀者諸君：60年前美國黑人社區的狀況與現在截然不同。
索威爾博士引用2009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談到了紐約的公共住房項目：「這些項目不該是臭氣熏天的閒置電梯和黑幫控制的樓梯間，毒品交易隨處可見。20世紀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當大部份城市公共住房建成時，自豪感和社區家園情懷瀰漫在維護良好的走廊、公寓和地面。」
誰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
腐朽道德和左派政策或許是黑人社區低迷的最大原因。但究竟是甚麼助推了這些不良政策？索威爾博士指出，是一種主流的「社會願景」：
「發生在大西洋兩岸的社會倒退，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主流社會願景的核心原則，即分配不公源於弱者遭受不當待遇。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催生了怨聲載道的態度、情緒和行動，包括在許多情況下被貼切地稱為『去文明化』的行為。
「毫無疑問，人類的偏見與不公的機遇有關。但目前尚無確鑿證據支持，卻斷言人類的偏見是導致機遇不公的首因，甚至是唯一原因，那就完全是無稽之談了。」
「沒有哪兩片葉子是一樣的。」人人生來就有不同的背景。我們都擁有不同的資源，面臨不同的挑戰，內心也存有一些偏見。但人人皆可努力奮鬥，善待他人，收穫成功，戰勝偏見，贏取尊重。那些令我們喪失尊嚴、謙遜和信心，而代之以苦澀和怨恨的人，那些告訴我們要仇視他人、依賴政府或強取豪奪以獲得「公平公正」的人，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正是這幫人令我們受盡侮辱，種族矛盾加劇。
索威爾博士寫道：「今天的歷史教學往往打著『社會正義』的旗號，言辭煽動，無視未來，荼毒世人，這些伎倆催生了20世紀的極權獨裁，更貽害後世。」
我相信他所指的正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侵蝕到我們的教育系統、媒體和政治等各個領域。經由這些渠道，共產主義歪曲歷史，扭曲標準，毒害思想。
正如歐文斯議員所言：「我們有些人內心存有一個邪惡的意識形態。我必須不諱直言：當提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不是在說個人，我指的是意識形態。人是會變的，而意識形態不會。因此，我們身邊有一個運動，伺機等待，等待機會，撲向美國人民。」
誰是黑命貴和安提法運動的幕後推手？
黑命貴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運動。其創始人曾公開表示，他們是訓練有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每一次會議和每一次行動都高呼《共產黨宣言》口號：「我們失去的只是枷鎖，而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他們得到了三藩市中國進步協會（the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的資助，該協會是中國共產黨在西海岸的一個據點。
黑命貴仿傚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 Party）的運作模式，而黑豹黨是20世紀60年代一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團體，推崇毛澤東。當黑人生意被洗劫一空，或者越來越多的黑人被犯罪份子殺害，他們毫不在意。他們只關心利用喬治·弗洛伊德之死等悲劇來煽動仇恨。
安提法（反法西斯）運動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由德國共產黨人發起，自稱為「唯一的反法西斯政黨德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統一戰線」。當代安提法運動主要由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構成。其所指的「法西斯主義」其實是指美國長期以來的傳統價值觀。在其組織的抗議活動中，共產主義標誌隨處可見。他們唯一的興趣就是把所有的傳統價值和社會結構燒成灰燼。
我們要行動起來，內心平和、有理有據地傳播真相，互相傾聽。共產主義苦心經營了一百多年才滲透到我們的國家。只要信念堅定，我們就能拯救年輕一代，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陳珍（Jean Chen）來自中國，為了保護她的中國家人，使用筆名寫作。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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