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波蘭親歷者：年輕人迷戀社會主義很可怕

1981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午9點。在波蘭羅茲（Łódź）一棟混凝土公寓樓裏，還是個孩子的格熱戈日．帕夫利克（Grzegorz Pawlik）打開電視，等著看兒童節目《Teleranek》，螢幕上甚麼都沒有。

鄰居家的電視和收音機也一樣啞了。人們擠在樓梯間猜測。一位老教師說，她昨夜睡不著，聽到大街上傳來奇怪的聲響，沒有人當回事。有人說，也許是莫斯科那位人人痛恨的布里茲尼夫（Brezhnev）終於死了。「我們幾乎要開始慶祝了。」帕夫利克對記者說。

不久，電視裏出現了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他穿著軍裝、戴著深色墨鏡，宣布全國戒嚴。人們這才明白，老教師昨夜聽到的，是開進城裏的坦克。

45年後，2026年11月6日，帕夫利克站在猶他州議會大廈的圓形大廳裏，面對一群美國人，包括青少年，講述他成長的那個國家。他如今住在猶他縣Vineyard，在一家香氛蠟製造商上班，過著普通美國郊區居民的日子。

他說，看到今天一些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著迷，他感到害怕。

這一天的活動，是猶他州一年一度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日」。2019年，猶他州通過由眾議員克里斯多福森（Kay Christofferson）提案的H.B. 116法案，將11月7日定為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日。

中文教師麗莎．菲菲爾德（Lisa Fifield）自2022年起每年在州議會大廈舉辦紀念活動，今年以波蘭為主題。

中文老師麗莎．菲菲爾德（Lisa Fifield）和猶他州眾議員克里斯多福森（Kay Christofferson）在活動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林雨荷／大紀元）

活動辦在一個特殊的時刻。去年12月，波蘭憲法法庭一致裁定波蘭共產黨違憲，下令立即解散，理由是憲法禁止以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等極權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組織。裁決前後，世界各地數十個共產黨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在波蘭駐外使館前示威。

今年秋天，法國爆發大規模抗議，據霍士新聞（Fox News）調查，參與協調和推動歐洲抗議的組織已達9個國家的101個，其中包括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團體。

對親身經歷過共產統治的人來說，這些畫面似曾相識。

一模一樣的沙發

對許多華人讀者來說，波蘭也許比較陌生。二戰結束後，波蘭在蘇聯扶植下建立共產政權，成為「波蘭人民共和國」，由共產黨一黨執政四十多年。和中共一樣，它實行計劃經濟、控制媒體、監控人民；不同的是，波蘭人始終擁有一個強大的天主教會，日後成了抵抗的力量。

格熱戈日．帕夫利克在羅茲的一個「新社區」長大。那是1970年代為安置不斷增加的工廠工人而興建的數百棟混凝土大樓，美國人常把這種地方叫做「蘇聯式社區」。他家住在333號樓118號，一間小公寓。

「每一間公寓幾乎都和其餘的沒有兩樣。」他說。去朋友家拜訪，看到的是同樣的沙發、同樣的桌子，牆上甚至掛著同樣廉價的複製畫。大家看同樣的節目，只知道國家媒體給的那一個版本的新聞。

電視、收音機、洗衣機、錄音機、衣服，還有汽車——對少數幸運擁有一輛的人而言——品質都很低劣。如果還能在商店裏找到衛生紙，那是深灰色、粗糙的。東西壞了修，修了又壞。樓房的牆壁開裂，沾滿附近工廠飄來的煤煙，從來沒有重新粉刷；草坪無人照管，樓梯間滿是塗鴉，連古老的歷史建築也任其破敗。

帕夫利克小時候和家人在教堂團聚後在他們家附近。（帕夫利克提供）

在帕夫利克看來，這不只是貧窮，而是一種心態的結果。幾乎一切都歸國家所有，人們的想法是：國家奪走了我們的一切，我們沒有任何義務支持它。員工只做老闆要求的最低限度，而且只在有人盯著時才做。

「人們沒有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好的動力」，他說，「因為無論我們怎麼工作，我們永遠都會是窮人；除非認識黨內或管理階層的人，否則根本沒有晉陞的希望。」

他說自己從小被「兩種對立的宗教」拉扯：父母和本堂神父教他基督教價值觀，學校和國家電視台則宣揚馬克思主義。官方總說，長期短缺、通貨膨脹、環境災難和腐敗只是暫時的挑戰，罪魁禍首永遠在外面——黑市、美帝國主義、天主教會。

帕夫利克說：「與此同時，每天晚上，電視上播放著美國電影，那些電影大多充滿暴力和不當內容，但它們也展示了一家人（美國人）住在附有車庫的房子裏、開著昂貴的汽車、在擺滿各式商品的商店裏購物、或是開飛機。」他說：「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是甚麼模樣。」

「我們基本上生活在一個悲傷的地方。」帕夫利克說，「到我出生的時候，所有人都已經清楚：我們生活在一個與鐵幕另一邊完全不同、而且更糟糕的世界裏。」

人民對政府徹底失望

1970年代末，希望曾短暫出現。一位波蘭籍樞機主教當選為教宗；格但斯克（Gdańsk）列寧造船廠的「團結工聯」罷工，點燃了全國的罷工與抗議。政府被迫改善工作條件、調降食品價格，放寬言論。

1981年12月13日那個寒冷的早晨，這一切劃上句點。數百名團結工聯積極分子在當天被捕，組織被宣布為非法。晚上11點後不准外出，兒童晚上8點後不准外出；電話受到監聽，音樂會、戲劇和電影全部取消。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波蘭人，他都會告訴你，那一天他身在何處、怎麼聽到戒嚴的消息。」帕夫利克說，「那一天，共產黨政府永遠失去了波蘭人民心中僅存的最後一絲同情。」

從此，「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詞，人們說起時只剩下厭惡。幾年後，政權的垮台已不可避免。共產黨與團結工聯談判，同意舉行戰後第一次有競爭的選舉，換取共產黨人不必上法庭受審。

那場選舉在1989年6月4日舉行，團結工聯大獲全勝。

同一天，在幾千公里外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兩個共產國家，在同一天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在中國誰來定義「合法」？

對帕夫利克來說，那個世界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在當天的聽眾裏，有人剛剛從那樣的世界走出來。

維克多（Victor）在2023年持學生簽證從中國來到猶他州讀研究生。他說，讀書是一個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觀點，以及參與地下家庭教會活動被警察帶走的經歷。

維克多（Victor）因為在中國參加地下基督教會曾經被捕。（林雨荷／大紀元）

「名義上說你們作為基督徒擁有宗教自由，但是有個條件：你必須去合法註冊的教堂進行宗教活動。」他說，「那誰來定義合法和非法？這個定義權不在憲法，是共產黨決定誰合法誰非法。」

被捕之後，他原本只想低調一些，偷偷地繼續信仰。讓他下定決心離開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中共媒體一面倒地為俄羅斯掩護，渲染烏克蘭是美國的傀儡。

「中國是一個被侵略過的國家，在整個國家系統都在為侵略者辯護的時候，我就意識到這個國家不能再待下去了。」到了猶他州後，他申請了政治庇護和宗教庇護。

看到西方年輕人在抗議中揮舞共產黨旗幟，維克多認為多數人並不真正了解這種意識形態，只是需要一個象徵來表達不滿。「在某種情況下，年輕人只是想把共產主義當作一種時尚單品」，他說，「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意識形態有多麼危險。」

畢業後在美國教育系統工作的維克多觀察到，許多美國孩子從小生活在物質充裕的環境中，從未經歷過匱乏，因此很難想像，一個承諾平等的共產主義制度，最後會帶來甚麼。

他說，中國網絡上對此早有一句諷刺：「你們這麼喜歡共產主義，要不我們換個國籍？各取所需。」

那面旗幟該退休了

另一位波蘭裔聽眾希爾（Alexander Hill）的家族，在1970到80年代離開缺乏機會的波蘭，移民美國追尋「美國夢」。希爾在英國長大，2018年移居美國。他說，家族在共產體制下經歷了系統性的去人格化迫害，被迫離開家園，在零下低溫與飢餓中求生。

波蘭裔希爾（Alexander Hill）認為共產主義不是讓生活變美好的答案。（林雨荷／大紀元）

這樣的經歷，也寫在今年活動送給學生的書裏。《A Polish Girl in Siberia》今年3月出版，作者是一位共產主義倖存者，用波蘭文寫下她年幼時被遷徙到西伯利亞的遭遇；她的美國籍孫女把書譯成英文，並補充了歷史背景。主辦方每年選一本書，由作者簽名後送給到場的年輕人。

希爾理解許多人對現狀的不滿，但他認為，共產主義不是答案。

「它始於一個美好的想法：我們能不能分享？是的，這很好」，他說，「但一旦你開始說『你的財產現在必須分給我』，這就會激發出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並導致數百萬人喪生。」

「我們現在經歷的腐敗與困境，讓人們非常不滿」，他說，「但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這些問題在共產主義下不會變好，只會變得更糟。」

他認為，極端共產主義和極端資本主義都有致命的缺陷；但社會對其它極端主義的象徵早已不再容忍，「不知為何，共產黨的旗幟卻總能被輕易放過。我認為歷史已經證明，那面旗幟或許應該退休了。」

學校沒有教的歷史

圓形大廳的走廊兩側，陳列著主辦方製作的教育海報：照片、時間軸、宣傳品、見證者的故事，有些附有QR code，掃描後可以聽到倖存者的聲音。

11月6日下午，猶他州省議會大廳舉辦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的紀念活動。（林雨荷／大紀元）

內森（Nathan）是一位兼職歷史老師，在愛達荷州的農場長大。他原本不知道有這個活動，直到孫女告訴他自己要上台演講。他說，所有海報中最震撼的，是一張比較希特拉與毛澤東、史太林手下死亡人數的海報。「大多數人認為希特拉是大屠夫」，他說，「與另外兩個人相比，他簡直像個小孩子。」

毛澤東，史太林，希特拉誰殺的人更多？（林雨荷／大紀元）

內森擔心，年輕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來自帶有偏見的新聞和TikTok。

「它（共產主義）會自我發酵，迅速蔓延」，他說，「就像一場吞噬一切的大火，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正在發生甚麼。」

他說，每當有人反駁社會主義，得到的回應總是：「如果我們用正確的方式來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不壞，只是沒有被正確執行。」「這是錯誤的。」他說。他認為，許多初中生和高中生對集體主義的了解，遠多於他們對美國憲政共和制度的了解。

菲菲爾德的觀察與此相似。她說，以她的經驗，猶他州的學生對共產主義幾乎一無所知，「過去三十年來，這一令人遺憾的事實沒有改變」。

她說學校從沒教過甚麼是共產主義，她說自己「曾看到毛澤東的照片，問朋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得到的答案總是好壞參半」。直到親自讀到真相，她決定站出來，為中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發聲。

但她也看到了變化。過去兩年，開始有年輕人主動向她道謝。一個女孩告訴她，「老師帶來一本來自中國、經過修訂的書，最重要的部份都被刪掉了，她無法想像一個只允許一種『真相』的世界」。

九年級學生波爾森（Grace Poulsen）是少數的例外。她所在的學校開了一門關於共產主義歷史的課，當天上台演講的正是她的班級歷史課。「在上這門課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共產主義是甚麼。」她說。

現在，她和大多數朋友都不覺得共產主義有吸引力。如果有朋友覺得有，「我會告訴他們一些共產主義受害者的故事，讓他們看清它的真面目」。

九年級學生波爾森（Grace Poulsen，中）和家人朋友一起。（林雨荷／大紀元）

就在活動前三天的11月3日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同時拿下參眾兩院多數。由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支持的候選人創下紀錄，NPR報道共有6人當選聯邦眾議員；CNBC的選民調查顯示，17%的選民自認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透過選舉推動政策，與一黨專政的共產制度不同；但在許多經歷過共產統治的人看來，這股風向仍令人不安。

H.B.116法案的提案人、猶他州眾議員克里斯多福森多年來一直支持這項活動，今年也到場參加。他說，在剛結束的選舉中，他看到許多人背離保守派價值觀、開始接受社會主義理念，而且這是全國性的現象。「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們對現狀不滿，想表達抗議；還是他們真的認為社會主義能解決問題。」他說。

猶他州眾議員克里斯多福森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死胡同。（林雨荷／大紀元）

他認為答案在於教育。「有時候我們在美國過得太安逸，以至於每個人都認為我們理所當然應該免費得到一切」，他說，「當人們意識到，你必須為所擁有的東西努力工作，而不是強迫別人放棄他們的所有、好讓你得到更多，他們就會認清，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一條死胡同。」

贏回自由，比守住自由更難

帕夫利克的人生並沒有停在那棟混凝土樓裏。他年輕時和嬉皮混在一起，爬山、在湖裏游泳，四處打季節工。1991年，他加入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次年被派到芝加哥傳教，第一次踏上美國。之後他在楊百翰大學讀書，認識了妻子。

2000年，他們搬回波蘭，一住就是23年。他在那裏為一家美國公司工作，也參與政治，支持向高中生講授經濟學基礎的組織，讓年輕人明白自由市場優於中央計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他擔心波蘭被捲入戰爭，於2023年夏天拿到綠卡，舉家搬到猶他州。他最近完成了一部小說，取材自他在共產波蘭度過的青少年時期。

對於波蘭取締共產黨，他一點也不意外。波蘭憲法第13條禁止宣揚極權手段、仇恨與暴力的政黨。他知道這對某些美國人來說難以理解，但他認為，即使在美國，也不是宣揚任何事都合法。「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討論任何思想」，他說，「但宣揚它們是另一回事。」

他希望能把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的年輕人帶回幾十年前，讓他們在波蘭人民共和國生活一天。

讓他們看看人們臉上的恐懼與悲傷，看看父母對孩子的未來毫無希望。讓他們聞一聞河流的臭味，呼吸一下國營工廠污染的空氣。讓他們去見一位黨的官員，聽他解釋為甚麼一首歌在音樂會上演唱前，必須刪掉三段歌詞——只因為歌詞裏有「自由」、「團結」或「上帝」這樣的字眼。

或者，讓他們去上一小時的歷史課，看著老師在被問到「為甚麼紅軍在納粹從西邊攻打波蘭之後，又從東邊入侵」時漲紅了臉；兩個星期後，看著父親回到家說，他剛剛丟了工程師的工作，只因為孩子在課堂上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第一個教訓是：重新贏回自由，遠比守住自由要困難得多。」帕夫利克說。

二戰結束後，波蘭的年輕男女在森林裏堅持了許多年，試圖抵抗蘇聯。他說，他們當中許多人是從美國獨立戰爭的故事裏得到鼓舞的。「如果有人告訴他們，有一天，某些美國青少年會被有關社會主義天堂的廉價謊言所矇騙，他們絕不會相信。」

（林雨荷／大紀元）

他們大多沒能活下來。活下來的人經歷了史太林主義的恐怖，他們的子女和孫輩生活在一個壓抑的地方，直到出現了敢於帶頭說「不」的人。帕夫利克說，那些人起初被同儕勸告隨大流，說反抗只會毀掉自己的人生，但他們拒絕喪失尊嚴、拒絕被人操縱，反而成了鄰里和學校裏「最酷的人」。

「要終結隨大流的風潮，只需要一個有膽量的人，敢於去質疑他的同儕。」他說。在今天的波蘭，那些人的名字成了街道的名字，人們為他們立起了雕像。

麥克風前的女孩

那天下午，波爾森和她的同學們輪流走上講台，講述她們對第一修正案的理解。格蕾絲選擇的題目是「言論自由」。

參加當天活動的青少年。（林雨荷／大紀元）

「它代表著我的權利和自由，讓我能為事情發聲，表達我是誰以及我的信仰」，她說，「我非常感激自己能暢所欲言，而不必害怕政府。」

45年前那個星期日的早晨，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波蘭孩子打開電視，只看到一片空白。

帕夫利克坐在台下，聽完了這些高中生的演講。他說，這讓他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也許，有些年輕人確實想要了解過去。

「讓我們睜大眼睛」，他說，「祈禱美國永遠不會失去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