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因無人照顧孩子,山東青島市一位女士接受街道計生主任的邀請,開始從事基層計劃生育工作。28年過去,她至今仍在崗位上,隨著中國人口危機加劇,她的計生工作轉「催生」,現已連續三年沒有領到工資。她的經歷不僅折射基層計生人員的待遇困境,也映照出中國人口政策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基層人員無所適從。
計生工作28年 已連續三年「零工資」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共政府強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採取超生罰款、強制墮胎、結紮等手段控制人口。中共官方曾宣稱,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少生了4億多人。
經歷三年疫情封控後,中國人口下降趨勢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就業困難和養育成本高企,令年輕人結婚、生育意願持續降低。
面對人口危機,中共從限制生育轉向強力催生,當局於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2021年全面放開三孩,並陸續推出生育補貼、延長產假、住房支持等措施,但效果有限。
在這一背景下,山東青島市城陽區在職計生專幹張蘭(化名)近日接受《大紀元》採訪,講述自己連續三年被拖欠工資的經歷。
張蘭說,她從1998年開始從事基層計劃生育工作,至今已有28年。雖然仍在任職,但從2024年至2026年,連續三年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
「到今年為止,我已經幹了28年了,最近這三年一直沒有開工資。」她表示,三年欠薪總額按自己的估算約為18萬元。
她解釋,過去村裏並非完全不發工資,有時一年發一部份,有時一年發一兩萬元,最多時也只有3萬元。沒有發放的部份則由村會計到街道經管站掛帳,等村裏有錢後再支付。
但從2024年開始,情況進一步惡化,連續三年沒有任何工資到帳。張蘭說,自己曾經投訴欠薪問題,街道和村書記隨後打電話回應,表示今年年底會發放一部份工資,理由是村委會沒有經濟收入,只能等有錢時再支付。
「我們也得吃飯呀,是不是?家庭遇事了,想叫村裏開個工資,村裏說沒錢。」她表示,自己並非沒有工作,也不是已經離職,而是在持續履行崗位職責的情況下,長期拿不到應得的報酬。
工資長期掛帳 街道與村委責任不清
張蘭介紹,基層計生專幹的工資過去由區、街道和村三級統籌,具體發放情況又與各村集體經濟收入有關。
她所在的村屬於山區村莊,當地有三十多個村莊,每個村通常設有一名計生專幹。計生專幹是中國基層(通常在村級或社區層面)負責計劃生育相關工作的專職人員。
「經濟富裕的村,工資能補貼得多一點;貧困山村就少一點。有錢就開,沒錢就不開。」
據她介紹,計生專幹的工資原本按照村兩委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以她所在村的情況為例,計生專幹工資相當於村黨支部書記工資的80%。
如果書記一年工資為6萬元,計生專幹按照80%的比例計算,應有約4.8萬元。但村裏實際支付多少,往往取決於當年的經濟狀況。
「比方說每年應該開5萬塊錢,只開了1萬,那4萬塊錢就到街道經管站掛著帳。村裏有錢了,再開給我們。」她表示,這些掛帳並非個人私下記錄,而是由村會計到街道經管站登記,街道有關領導也簽字認可。
張蘭還提到,村裏會計曾告訴她,已經掛帳的工資屬於村集體經濟應支付的款項,即使工作人員本人不在了,子女也可以繼續承接這部份工資。
不過,對於這些掛帳工資的具體法律性質、欠薪確認程序以及最終支付責任,張蘭並沒有拿到明確的書面說明。
她認為,問題在於工資雖然被記錄下來,卻沒有實際支付時間。「村裏有錢再開給我們」,實際上讓基層工作人員長期承擔村集體經濟收入不足的後果。
沒有合同和五險一金 有聘書卻缺乏保障
除了連續三年沒有工資,張蘭還面臨勞動關係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她說,自己並非自行進入村委會工作,而是由街道計生主任招聘,隨後由街道正式發放聘書,明確聘任她為所在村的計生主任。
以2021年換屆為例,她仍在原崗位任職,街道重新頒發聘書,聘期從2021年至2026年,並加蓋街道公章。「我們專職計生工作人員都下聘書的,街道發放聘書。我們都有聘書的。」
張蘭平時在村委會辦公,有自己的辦公室、電腦等辦公設備,冷氣機等辦公設備也齊全。但她表示,自己沒有與村委會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編制。
她說,縣裏有關部門接到投訴後,調查人員沒有詢問她哪幾年沒有領到工資、具體欠了多少錢,反而主要詢問她有沒有與村裏簽訂合同。「我說我是村級部門的計生主任,我們和村都沒簽合同。」
在她看來,街道既然招聘人員、頒發聘書並安排具體工作,就應該對工資發放問題有明確的管理和責任機制,而不能在發生欠薪後,僅以沒有合同為由迴避具體問題。
更令她擔憂的是,基層工作人員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單位福利。「我們幹工作沒有五險一金,村裏都不給我們投養老、醫療保險,都是我們自己交。」她說,不僅計生專幹如此,村兩委工作人員也沒有由村裏統一繳納相關保險的待遇,養老和醫療保障需要自己承擔。
從生育管理到公共服務 28年承擔大量基層事務
張蘭回憶,自己1998年結婚,同年9月便開始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當時她沒有人幫忙照顧孩子,無法外出找工作,街道計生主任上門物色人選,邀請她擔任基層計生工作人員。
「那時候我沒有工作,家裏也沒錢,因為沒有人給帶孩子,我不能出去找工作。當地街道計生主任過來找我,於是我就答應這份工作了。」她說,最初從事這份工作,並沒有太多要求,只覺得能夠在家附近有一份工作就不錯。
2003年,街道更換相關負責人後,她再次受聘,工資改為每月300元、按季度發放,一直持續到2009年。之後,村裏開始按年度發放工資,但金額並不固定,通常只有一兩萬元。
28年來,她承擔的工作遠不只是簡單的生育登記。
在過去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較嚴格的時期,她需要統計育齡婦女訊息、婚姻狀況、懷孕和出生情況、人口死亡數據,還要負責孕前隨訪、產後隨訪、避孕藥具發放、流動人口登記以及相關檔案管理。
她回憶,當時基層計生工作項目繁多,僅檔案盒和材料就堆了很多。此外,她還負責生殖健康服務、婦女健康檢查、計生政策宣傳和相關培訓。過去每年都要參加專業培訓,包括生殖健康、育幼知識等內容。
2016年當局全面實施兩孩政策,2021年進一步放開三孩政策,基層計生工作的重點逐漸轉向。張蘭說,目前的工作包括向孕婦提供相關服務、宣傳生育及保健知識,以及組織婦女參加乳腺癌和宮頸癌篩查等。
她還要通過居民微信群宣傳生育政策和健康知識,向產婦介紹產後護理、嬰兒餵養和避孕等常識。她說,自己在村裏工作多年,與村民關係一直不錯。「甚麼人都得接觸,態度要好,隨訪服務要到位。給他們講生育知識,講得都很詳細。」
她表示,自己曾經還兼任婦女主任,並負責養老保險等事務。由於過去村裏只有她一個女性工作人員會使用電腦,許多行政和業務工作也落在她身上。
投訴後沒有核查欠薪 基層工作人員陷入無助
張蘭說,自己並非沒有嘗試解決問題。連續多年拿不到工資後,她向有關部門反映,希望核實工資發放和掛帳情況。
但她對處理結果並不滿意。她回憶,縣裏接到反映後,並沒有詳細調查她歷年工資發放記錄,也沒有逐年核對實際應發金額、已發金額和欠薪餘額。「縣裏接下來根本就不調查,我有沒有哪年工資沒開,或者開了多少、欠多少,都沒有問。」
在她看來,調查部門如果真正要處理欠薪問題,首先應該核對聘書、工資標準、村級財務記錄和街道經管站的掛帳情況,而不是把調查重點放在有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上。
她也提到,基層工作人員集體維權並不容易。「集體維權牽涉每個人的利益,有些人不願意出頭。農民一般不去投訴,除非有特別大的事情。」她認為,許多人即使對工資發放不滿,也擔心投訴後得不到解決,或者不願意因此與村幹部、街道方面發生衝突。
張蘭還表示,自己不願參與村兩委換屆選舉和相關政治事務,自己不是沒有看到基層管理中的其它問題,「他們(村官)貪,有紀委查他們。對我來說,我只是個計生主任,不想去投訴他們那些事。」張蘭對基層廉政狀況表示失望,認為真正能夠專心為居民服務的清廉幹部並不多。
28年付出難換基本保障 家庭生活也受影響
長期拿不到工資,也讓張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28年來的選擇。
她說,當年留在農村工作,主要是為了照顧孩子和家庭。那時想著在家附近工作,方便接送孩子、做飯和料理家務,也沒有考慮到長期缺乏社會保障的問題。
如今她已經50多歲,逐漸接近退休年齡,重新出去找工作的機會有限。
她的兒子也經常埋怨她。她說:「兒子常埋怨當時把他養大以後,我出去找一份有工資和五險一金的工作多好,留在村裏一年下來免費工作。」
她表示,家人雖然有工作,但家庭開支並不輕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需要自行繳納,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每月要交五六百元,城鎮職工社保則需要一千多元。
此外,家中老人需要照顧,孩子結婚也需要花錢,日常人情往來同樣增加家庭負擔。「現在物價這麼高,一分錢也不開,你不覺得很氣嗎?我們還得吃飯,還有家裏的老人要養,孩子要結婚,到處都得用錢。」
她強調,自己並不是不願意繼續工作,而是希望多年付出能夠得到基本的工資保障。「沒有工資哪有動力工作?」
張蘭說,她所在的村莊許多村民依靠葡萄種植和水果產業獲得收入,但村委會缺少自身經濟收入,導致工作人員工資無法正常支付。
她認為,村集體經濟困難不應該成為長期拖欠工作人員工資的理由,尤其是已經連續多年沒有實際發放工資的情況下,更應該有明確的解決辦法。
對於未來,她表示自己沒有太多其它打算,只希望能夠拿到應得的工資。
人口危機加劇 計生工作轉「催生」
從1998年到2026年,28年的基層工作經歷,張蘭最終卻面臨連續三年零工資、沒有勞動合同和單位社會保障的處境。而張蘭的計生工作經歷,也折射出中國人口政策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的劇烈變化。
中共當局實施的三年疫情封控政策對經濟、就業和家庭收入預期造成衝擊,加上長期計劃生育政策遺留的人口結構問題,年輕人的婚育意願持續走低,中國人口萎縮趨勢進一步加劇。
根據官方數據,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956萬,首次跌破1000萬,人口總量減少85萬,出現1961年以來首次負增長。2023年人口減少208萬,2024年減少139萬。而從2024年開始至今,張蘭連續三年沒有領到工資。
據澎湃新聞今年4月報道,已有27個省份公布2025年常住人口數據,其中20個省份出現人口負增長。湖南、四川、安徽分別減少47萬、46萬、41萬,而張蘭所在的山東省常住人口減少了37.2萬人。
隨著中國人口政策從過去的「限制生育」全面轉向如今的「鼓勵生育」,一套曾以控制人口數量為核心的龐大基層治理網絡,正在經歷系統性的職能重塑。
原本負責執行基層計劃生育、收繳超生罰款的計生專幹以及兼任計生職能的社區網格員,如今正站在「勸生」與「促生」的第一線。
據財新網、鳳凰網等多家媒體報道,多地社區工作人員通過電話隨訪、入戶排查等方式,密集詢問轄區內適齡已婚女性的備孕計劃甚至末次月經時間,並逐一登記在冊。這種工作方式延續了傳統人口監測的慣性,在社交平台上引發熱議,被不少年輕人戲稱為「電話催生」,部份受訪女性坦言感到私隱受擾。
然而,與過去手握執法權不同,如今的「勸生」工作缺乏強制力,基層人員在執行考核指標時,常常面臨被直接掛斷電話或居民冷淡牴觸的尷尬。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人們的婚育意願不斷下降。
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結婚登記683.3萬對,創1986年以來新低。2020年中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比2010年推遲3.78歲。樓價、教育、醫療和就業壓力,以及對未來收入和社會保障的擔憂,成為年輕人推遲婚育甚至選擇不婚不育的重要因素。
時事評論員王赫此前在《大紀元》撰文認為,中國人口危機不僅是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也與中共長期控制生育權、過去政策造成的後果及當前經濟困局有關。當局從強制限制生育轉向催生,反映出政策方向的劇烈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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