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視角】北歐國家非社會主義天堂

作為深藍州一個17歲孩子的母親，我經常被人問到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回答，所以我必須進行廣泛的研究。我想這也是《大紀元時報》許多讀者遇到的情形：少不了與家人和朋友探討這些話題。

我看到一個評論，「是啊，我知道共產主義不好。但我想要社會主義，就像瑞典或其它北歐國家的那種社會主義。」

確實，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克林頓夫婦和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等左派人士口中，北歐國家經常被視為「優秀」社會主義的典範。2010年，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稱讚丹麥為「一個似乎違反經濟宇宙法則的國家」。儘管存在高稅收，但它是「世界上貧困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失業率低，經濟穩步增長，幾乎沒有腐敗」。

2003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前首相約蘭·佩爾松（Goran Persson）以一隻大黃蜂為例，描述本國的經濟狀況：「大黃蜂的身體太重，翅膀又小，按理說它應該不能飛，但它卻能飛。」

瑞典研究員兼作家尼瑪·薩娜達姬（Nima Sanandaji）著有《斯堪的納維亞無例外主義：文化、市場和第三條道路社會主義的失敗》（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ism: Culture, Markets and the Failure of Third-Way Socialism）一書，詳盡闡釋了北歐國家的現實狀況。接下來我為讀者諸君總結一下該書精華，以饗諸位。

（註：斯堪的納維亞在地理上是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包括挪威和瑞典，文化與政治上則包含丹麥。這些國家互相視對方屬於斯堪的納維亞，雖然政治上彼此獨立，但共同的稱謂顯示了其文化、語言和歷史有深厚的淵源。）

文化——而非福利國家——引領北歐各國成功

「一位斯堪的納維亞經濟學家曾對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說：『在斯堪的納維亞，我們沒有貧窮。』米爾頓·弗里德曼回答道：『這很有意思，因為在美國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中，我們也沒有貧窮。』」——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查普曼大學教授。

福利國家並不是北歐各國成功的原因。福利國家發展之前，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社會已經實現了低收入差距、低貧困率和高水平經濟增長。

1870至1936年間，福利國家政策實施之前，瑞典的增長率在工業化國家中首屈一指。然而，1936至2008年期間隨著福利國家的逐步實行，瑞典增長率下降至第13位。

薩娜達姬認為：「高度的信任、強烈的職業道德、公民參與、社會凝聚力、個人責任感和家庭價值觀是福利國家之前北歐社會的長期特徵。這些更深層次的社會制度解釋了為何瑞典、丹麥和挪威19世紀末引入工業化和市場經濟後，能夠如此迅速地從貧困國家發展成為富裕國家。這些對二戰後芬蘭的日益繁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非另外說明，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薩娜達姬著作。）

書中指出，宗教、氣候和歷史似乎都對這些特殊文化的形成起了作用。這些國家都具有人口同質特點，有著相似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新教徒往往具備很強的職業道德；非常惡劣的自然環境令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成為一個很難生存的地方，農民被迫異常努力工作；許多農民擁有土地所有權，且完全掌控自己的勞動成果，所以努力工作得到了經濟回報。

文化很重要。正是這種文化，加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法治，令北歐各國繁榮昌盛，並有可能實施福利政策，而不致產生嚴重不良後果。

也正是這種文化培育了美國的斯堪的納維亞移民後裔的成功。這些移民大多是在福利國家政策實施之前的19世紀來到美國的。他們不屬於精英群體，但他們的後裔比斯堪的納維亞的同輩更成功，這說明福利國家政策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意大利、法國、希臘等南歐國家也採取了與北歐國家類似的福利國家政策，但結果卻遠遠不如北歐各國。這再次有力地證明，文化確實很重要。

福利國家政策削弱了北歐的文化和價值觀

「北歐文化的社會資本水平極高，這需要時間來建立。而慷慨的福利模式也需要時間來逐步侵蝕這些國家強大的職業道德。」——瑞典研究員尼瑪·薩娜達姬。

政策有助於塑造一個社會的性格。隨著斯堪的納維亞人習慣於高稅收和政府的優厚福利，他們的責任感和工作態度逐漸惡化。

在1981～1984年間的一次調查中，當被問及「要求領取無權享受的政府福利是否屬於絕對不合理」時，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表示同意。但在2005～2008年間的類似調查中，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同意這個說法。

慷慨的福利減弱了人們參與就業或努力工作的激情，也削弱了父母教育子女努力工作的動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依賴政府福利金。而這種依賴性會一代一代往下延伸。不斷增長的人口又相應地投票支持高福利和大政府，從而導致高稅收，把北歐各國推向了更極端的社會主義。

北歐人更能容忍高稅率嗎？不。

「財政幻覺扭曲了民主決策，並可能導致『過度』的再分配。」——瑞士經濟學家讓-羅伯特·蒂蘭（Jean-Robert Tyran）和奧地利經濟學家魯珀特·紹斯格魯伯（Rupert Sausgruber）

斯堪的納維亞人尚未充份認識到大政府的代價。政客們製造了一種「財政假象」，認為其中很大一部份稅收是間接或隱性的，比如那些在支付工資之前就已經生效的、以僱主費用或僱主社會保障繳款形式存在的稅收，以及那些包含在商品掛牌價格中的稅收，如增值稅。這些稅收最終會落在所有人身上，但他們並不知情。

薩娜達姬還介紹了200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瑞典民眾被要求估計他們支付的稅款總額。受訪者需要考慮所有形式的直接和間接稅額。近半受訪者認為總稅額約佔其收入的30%～35%。而在調查時，對一個普通收入者徵收的總稅率（包括消費稅）約為60%。」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庫和薩娜達姬的計算，1965至2013年間，所有北歐國家的稅負均大幅增加，但除丹麥外，大部份可見的稅種都在減少。

這就成功地製造了一種假象，即政府擴容不會增加支出。那麼，為甚麼不選擇那些擴大政府規模、增加福利額度的政客呢？

失敗的瑞典社會主義實驗

「瑞典是全球『無就業增長』的冠軍。」——瑞典商業日報《今日工業》（Dagens Industri）2006年一篇文章的標題。

從20世紀30年代社會民主時代啟幕至60年代，北歐國家一直保持相對自由市場導向，稅收水平與其它工業化國家持平。70年代初，激進的社會民主政策開始實施，財政負擔和政府開支達到高位。

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瑞典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社會主義程度最高的國家。其基本思路是用更接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模式取代自由市場。

「不僅整體稅負上升，而且新制度還嚴重歧視擁有企業的個人。隨著政治激進化，社會民主制度開始挑戰自由市場模式的核心：企業家精神。」

據瑞典經濟學家馬格努斯·亨雷克森（Magnus Henrekson）介紹，1980年，「對瑞典企業徵收的有效邊際稅率（邊際稅加上通脹影響）達到了其利潤的100%以上。」這意味著，私人企業家如果盈利，實際上會虧損。亨雷克森由此得出結論，這些稅收政策是「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願景制定，並無個人資本家和企業家參與」。

政策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1970年後，新企業成立數量大幅下降。「（2004年）瑞典收入最高的100家企業中，有38家是由國內的私營企業起家的。在這些企業中，只有兩家成立於1970年後。按就業人數排名的瑞典100家最大企業中，沒有一家是1970年後成立的。

「此外，1950至2000年期間，儘管瑞典人口從700萬增長至近900萬，但私營企業的淨創造就業崗位卻接近於零。」

但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在20世紀70年代末之前均有大幅增加。其時，公共部門不能再擴容了，因為稅收已經達到了最高位。

「當福利國家不能再擴充時，整體的就業創造就停滯不前了——私營企業和公共部門均無法擴容。」

20世紀80年代初，瑞典開始施行「員工基金」，即從公司利潤中抽出一部份，轉入工會控制的專項基金。其目的就是通過將私營公司所有權逐步轉移至工會，適度實現社會主義。「雖然這個制度尚未將瑞典變成社會主義經濟就提前遭到廢除，但卻成功地將宜家、利樂（Tetra Pak）、H&M以及其它知名品牌公司的創始人趕出了國門。」

「員工基金」這一可怕的政策終於在1991年遭到廢除，當時瑞典正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後來花了近二十年時間，就業率才達到1990年之前的水平。作為對比，瑞典從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恢復就業，只用了七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