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分析：共產主義強行自我審查席捲美國【影片】

雖然許多美國人擔心審查制度不斷被加強，但那些負責審查的人卻設法通過製造一種自我審查氛圍來擴大審查力度和範圍。

如果存在自我審查的心理陰影，一個帳號被封，一個影片被刪，或者一本書被禁，都會造成廣泛的寒蟬效應。重要的政策不會被論證，新聞故事的撰寫不會被投遞給編輯，關於敏感問題的書籍也不會被出版，或者一開始就沒人敢寫出來。

在某些情況下，審查人員似乎是故意運用心理學上的伎倆，以最小的責任達到最大壓制和影響。這些方法並不新鮮，事實上，極權主義國家政權早就採用了這些方法。

自我審查的原則是，人們為了自我安全起見，即使是一些合理的言論或沒有完全禁止的做法，也沒人敢說或敢做了。

一個例子是約翰遜修正案的影響，該法律禁止免稅的非牟利組織，包括宗教組織，支持或反對政治候選人。儘管法律並不禁止討論政治話題，而且這條法律幾乎沒有執行力度，但反對這條法律的人一直認為，牧師們在佈道當中故意避開了政治話題，只是為了確保他們不會被指控觸犯該法律。

以下是一些用來加強自我審查的力度和影響範圍。

模糊的規則

中共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自由言論審查者，幾十年來一直採用故意模糊政策的方法。例如，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中共中央領導層會發佈命令，「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將受到懲罰。接下來，下層黨員、官員不會被告知到底甚麼是「右派」或「反革命」，甚至可能不會被告知應該受到甚麼樣的懲罰。然而，沒有一個官員不擔心自己被貼上標籤的危險，就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政治前途。因此，每一級官僚機構都會對政策進行過度解釋，導致審查標準越來越出格。在某些時期，歇斯底里的情緒遠遠超出了自我審查的範圍，導致不發表政治表態言論就無法證實自己的態度。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如果不背誦一句語錄，不向毛（澤東）表示敬意，就不能在食堂買菜。逛街、坐巴士，都要背誦一句毛語錄，哪怕是完全不相關的語錄。在這些個人崇拜的儀式中，人們要麼狂熱，要麼憤世嫉俗。」《九評共產黨》中這樣寫道。

在當代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往往會因為「顛覆國家」或「散佈謠言」而成為眾矢之的。中共政權的行為已經證明，幾乎任何政治相關的言論都可以被歸入這些罪名之一。

這種現象現在似乎在當代美國也在持續發生著。

亞馬遜最近更新了其政策條款，禁止包含「仇恨言論」的書籍，但沒有解釋甚麼是「仇恨言論」。由於亞馬遜控制了80%以上的圖書零售市場，出版商只能猜測一本書是否可能被貼上「仇恨言論」標籤，一旦被貼上標籤，就會使出版的利潤大大降低。

Encounter Books出版商、《大紀元時報》撰稿人羅傑·金博爾（Roger Kimball）說，他至今還沒有考慮需要避開亞馬遜的審查而改變出版的書籍，但他稱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預兆」。

「其他出版商有可能會這麼做。」他在電話中告訴《大紀元時報》。「當然，我認為現在的輿論範圍比過去狹窄了很多。」

他舉例說，由於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質疑2020年總統大選的公正性，出版商大鱷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最近取消了出版參議員霍利的書。

如果出版商向亞馬遜低頭，作者可能會更進一步，完全避開可能嚇到出版商的話題。

其它科技平台，如面書（Facebook），YouTube和推特（Twitter）通常會提供一些仇恨言論和其它內容規則的定義，但已經承認他們故意對至少部份政策條例保密，以防止人們規避它們。這樣做的後果是，用戶試圖自己猜測審查制度的那些看不見條例。

那些投入巨大努力建立自己在線粉絲的人很可能會採取特別嚴格的自我審查，因為他們一旦遭到審查損失就會最大。例如，YouTube禁止任何評說2020年大選結果受到欺詐影響的內容。這項政策看起來比較明確，然而它似乎已經促使油管上的自媒體人，為了避免遭到審查，完全避開了選舉誠信的話題。

尋找隨機目標

另一種誘導人們自我審查的方法是選擇性執法。在中共過去的政治運動中，中共會看似隨意地挑選迫害對象。即使是目標人也不一定知道到底是甚麼行為惹怒了黨。對此，人們會爭先恐後地去了解情況，再根據自己的猜測劃出自我審查的紅線。

在西方的各種場合，也能看到這種方法的影子。

當亞馬遜最近禁止了由Encounter Books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批評跨性別意識形態的書時，它沒有解釋原因。相反，亞馬遜卻悄悄更改了其關於仇恨言論的圖書政策。然後，它讓公眾自己去猜測為甚麼將這本書貼上仇恨言論的標籤的理由。

同樣，其它科技媒體平台通常也拒絕對審查的具體案例發表評論，甚至也拒絕告訴被審查對像到底哪裏出了問題。

這種方法也可以通過改變規則和例外處理來發揮作用。中共一直以不斷改變政策而臭名昭著。昨天的革命盟友今天發現自己是黨的敵人，但可能明天被要求與黨合作。因此就有了「黨的政策就像月亮一樣，每15天就變一次」的說法。人們發現自己必須不斷想方設法與黨當前政策和言論保持一致，甚至預測黨下一步可能會說甚麼，預先避免說任何可能被認為在未來有問題的話。

如今的科技巨頭及其平台都公開承認，他們的內容審查政策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多年來，新的規則被反覆添加和修改，並且通常新規則使用期可追溯過去發生的事件。因此，昨天還可以接受的內容今天可能會被禁止和刪除。明天可以有更多的限制，或者公司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反悔。

規則也可以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被曲解。例如，面書認為基於種族、性別或性癖好對人們進行言語攻擊是仇恨言論。但其僱用的內容審查人員在2018年被告知，在一段時間內，只要是「為了提高對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LGBTQ）的認知」，對白人男性的言語攻擊就會被豁免，一份面書的內部備忘錄如是說。

否定罪證

另一種方法就是否認證明有罪的證據。

在目前的極左意識形態中，否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或否認擁有所謂的「白人特權」，就等於承認了指控。事實上，任何對極左意識形態及其扣的帽子的反感，往往被貼上「白人脆弱」或「壓迫成性」的標籤，因此也絕不是合法的。這種意識形態不給正當的批評留下任何空間，更是阻礙了論證。許多人不願意面對和承受被貼上貶義標籤（中國人叫扣上帽子）的痛苦，就把反對意見留在自己肚子裏。

喬迪·肖（Jodi Shaw）曾經是一所精英女子學院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學生生活協調員，最近她辭去了這份工作，她把那裏的工作環境描述為「非人性化」。

2018年，這所文科院校出台了一系列舉措來打擊學校的「系統性種族主義」。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讓她滿意，肖女士在電話中告訴《大紀元時報》。

她說，她被指示要根據人們的種族和性別區別對待，這實際上意味著強迫自己非要按著這些指示把人們歸為不同的人群，並區別對待。她說，這感覺很假。

「對待白人有一個劇本，對待非白人也有一個劇本，而且你會感到有點兒不得不跟著劇本表演。」她說。然而她很清楚，她沒有對這些異議懷疑的權力。

「你就是不能大聲地討論它」，肖女士說，「你不能大聲表達你的質疑。」

作為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她試圖按照這個計劃去做，並告訴自己這只是在「幫忙」。當質疑持續存在時，她甚至懷疑自己的道德品質。「這是否意味著我就是種族主義者？」她這麼問自己。

「我想很多左派的人都有這個問題，他們覺得有點困惑。他們覺得有些東西感覺不對，但我本不應該認為有些東西不對。」肖女士說。

她說，她所在部門的工作人員都是「真正的左派意識形態信徒」，但她和七八個來自其它部門的人私下裏分享了她的擔憂。

「竊竊私語，你知道，在走廊和他們單獨在一起時，他們就像表達，『……有些東西好像不得勁』」她說。

最終，她得出結論，沒有所謂的「種族主義」隱藏在她的心裏，而是她的良知，表面的意識形態只是在擾亂她內在的思維意識。

「這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它進入你的頭腦，我認為它是有害的。」肖女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