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逐漸將某種特定的歇斯底里心態歸諸於我的父母,我認為他們對美國有種可悲的錯誤認知,而我與他們不同,我是在美國出生的,我屬於這裏。那種感覺一直持續到大學時代。

我開始告訴他們識字率相關統計數字,他們聽出我那義正詞嚴的口吻以後,馬上就打斷我的話。

「妳在那邊領得到錢嗎?」

我回說當地政府會發薪水給我。

「一定不多,」我父親說:「妳是打算把妳的哈佛學位丟掉嗎?」

我覺得很受傷,不過一天後,我已經把他們的不以為然拿出來當笑話跟朋友們說了。

「為美國而教」把我派到一所另類學校,該校的名字取得非常不符實情,叫作「明星學校」,但當地行政機構其實是把所謂的「壞學生」往那裏丟。逃學的、嗑毒的、製造麻煩的、逞兇好鬥的,盡是些被主流學校開除的中輟生。

「明星」是這些孩子最後一次留在體制中的機會,要是再待不下去,就會完全被摒棄在公立教育之外。

我就在這裏遇到了派屈克,當時他十五歲,就讀八年級。

派屈克舉止溫和,走路時彎腰駝背多過大搖大擺。在課堂上,他喜歡傾聽,不喜歡發言。派屈克從不霸凌任何人,也不曾對別人飆罵。他似乎在遵守一套自我約束的行為準則:明哲保身,不胡搞瞎搞,避免捲入別人的紛爭。

不過他倒願意為了正大光明的理由違反自己的原則:有一次,他猛然介入兩個女孩之間,阻止她們打架,結果在那個過程中被推倒在地。

午餐時間,其他學生會你推我擠,衝到排隊的人群前方。派屈克總是在後頭卻步。他的心思似乎永遠流連在某個其它地方:用功的時候,他不時低聲哼唱,經常要等到旁人戳弄他,他才會回過神來。他的文件不是丟在桌上亂成一團,就是隨便摺摺塞在口袋。他笑的時候總是沒法笑開來,彷彿他曾經努力訓練自己露出完整的笑容,但後來放棄了。

更重要的是,派屈克顯得迷失,彷彿他是不小心搭上了校車。

果不其然,他才進這所學校一個月,就不再來上課了。

派屈克為甚麼不再到學校?

這件事並不難想像。或許學校使他心情低落。校內充滿暴戾氣息,學生打架時,校方有時不得不打電話找警察。幾個身上剛被抓傷或有瘀青的學生會在全校師生眾目睽睽下被推進警車,在郡立監獄度過周末──根據一名教師的說法,他們在那裏可以「思考他們的人生方向」。

身為老師,我們也變得兇暴:學生只要犯下一些小過失,比如咒罵同學或老師,就會被打屁股。阿肯色州允許體罰,而且這種做法相當普遍。

這裏有一種印有「阿肯色州教育局」字樣的新式木拍,上面打了一些洞,目的是讓它揮得更快。我個人不會用木拍體罰學生,不過跟多數教師一樣,我也會把學生送去校長室接受處罰,所以我算是某種共犯。

話說回來,我們最常用來教訓學生的方式,是直接叫他滾蛋回家。由於所有學生都有權利享用免費午餐,他們喜歡開玩笑說,如果真的很想胡鬧,最好還是等到下午再說。◇(待續)

——節錄自《陪你讀下去》/ 網路與書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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