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偉強
《五一六通知》中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任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5月18日,林彪作了會議的總結講話,除了對彭、羅、陸、楊問題作了總結之外,並充分迎合毛澤東的心理,用大量危言聳聽的言論大談特談政權及政變問題,歌頌毛澤東是馬、恩、列、史之上的天才,煽動性地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若有誰作赫魯曉夫那樣的祕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五一六通知》後,全國上下陷入在政治上互相爭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經濟上全面癱瘓,社會秩序全面混亂的災難性局面,中國的民主、法制、人權狀況出現了歷史性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後,各種造反組織相繼登台亮相,鬥走資派、抓反黨分子、清理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特別是60 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全國範圍內又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並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無數普通群眾和被文革操縱的各種紅衛兵組織的學生,由此遭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情打擊和摧殘,幾十萬無辜的人遭到審查和迫害。
文革初期,北京有造反組織被冠以紅衛兵「五一六」兵團的稱號。文革運動中出現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動向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深深懂得,在反對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未獲全勝的時候,搞亂軍隊,勢必動搖其統治地位,使軍隊渙散,失去對解放軍的全面控制。所以通過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五一六」反黨反軍分子的問題。
1966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江青在講話中說:「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面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面目出現,同志們要提高警惕。」陳伯達說:「江青同志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左和極右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9 月8 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長篇文章,說:「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是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圖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江青的「九五」講話和姚文元的文章,成為向所謂「五一六」進攻的總動員令,清查運動從此開始。
抓「五一六」的問題,從清「罪行」到清「組織」,又從清「組織」到清「罪行」,反反覆覆地進行,全國各地的各種形式的「攻心會」、「批鬥會」全面開花,文革派對人們實施了各種專政手段,抓人逮捕、刑訊逼供,所謂「五一六」問題嚴重的人,被單獨隔離,斷絕與親人來往,不斷接受批鬥,交代罪行,並從事繁重的勞動改造來洗刷自己的「骯髒的靈魂」。
在清查中,採取了種種手段殘害人心,如「坦白運動」、「一般號召」、「個別突破」,不讓被審的人吃飯睡覺,一熬就是3天3夜,最高紀錄的達7天7夜不許睡覺。人們在半夜裏時常聽到被刑訊的罵喊聲。在某被強制勞動改造的「五七幹校」1,700人中,竟揪出「五一六」分子400多人。清查「五一六」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還沒有結束,隨著1976年「四人幫」的覆滅才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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