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後 鮮為人知的民間暴動

當我站在歷史的和學術研究的立場上回顧這場運動，我想應該有個更加科學和準確的說法，那就是：「六四」是一場從要求政治改良，走向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運動，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辛灝年

作為「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史學家辛灝年認為「六四」民主運動分四個階段： 發動期、發展期、對抗期和暴動期。由於國內沒有媒體報道，很多人並不知道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後，還有個「暴動期」。「暴動期」中，全中國各地人民所表現出的勇敢和無畏強權的故事可歌可泣。辛灝年就是在「暴動期」，在他的家鄉安徽合肥，與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和市民們一起走上街頭，抗議中共屠殺，並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新唐人》電視台《透視中國》節目的「六四專輯」中，他披露了「六四」屠殺後全中國各地鮮為人知的民間暴動。

從1989年6月3日夜裏，中國共產黨殘暴鎮壓開始，一直到20天後，這個運動在全國被徹底鎮壓下去，這段時間構成了「六四運動」的第四階段，就是暴動期。 它使89 年春天的那一場民主改良運動，到了這個時候，不僅從改良走向了民主，而且從民主走向了反抗；走向了要求「以血還血，以暴制暴」；人民提出了「堅決推倒共產黨或要求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這樣一個偉大的民主變革要求。

「暴動期」和前面所有階段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裏呢？

第一，它已經徹底地從改良運動走向了民主運動，已經完全地變成了一場人民反抗專制，甚至於是要推翻專制的民主運動。從而完成了它性質的巨大變化和發展，走向了人民自己一心相與的那個最後要求的高度上去了。

第二，在運動的暴動期，我們的人民在反抗共產黨和要求民主變革的道路上，勇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全國大、中城市，火車停開、飛機停飛、商店關門、工廠罷工等等。無數的工人、學生、市民、知識份子們，都勇敢地走上了街頭。他們戴著白花、繫著白色的孝布，高舉著拳頭，高喊著「打倒鄧小平」，甚至是「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民眾認清中共真面目

我自己就在合肥三孝口街頭和20萬人在一起，高舉著拳頭喊著「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我不會忘記，就是在那個場合，一個中年的婦女站起來問大家：「40年了，中國共產黨對我們中國人民到底做了甚麼好事沒有？犯下了怎樣的罪行？它到底屠殺了我們多少中國人？」全場的民眾馬上高呼：「共產黨沒做一件好事！」

四川一個老教授走上街頭說：「我一輩子不敢講的話，我今天要喊出來。」他舉著手中的白花高喊了一聲：「打倒共產黨！」在安徽宣城水東鄉的小學裏， 當老師告訴學生們共產黨在北京開槍了，殺死了我們很多年輕的大學生的時候，這些農村的小學生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 中學生死了，我們上。」 他們的老師在長達20天的時間裏，都不忍心將這三句話從黑板上擦掉。

無數的人民高喊著「以暴制暴，以血還血」的口號，要向共產黨討還血債，要推翻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要爆發人民自己的革命。這是1949年以來任何一場由共產黨左右的運動，或是人民的自發抗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威武雄壯的場面。

根據國內所提供的數字，「六四」鎮壓之後，在全國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個月內，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槍斃的參加暴動以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仁人志士，就達2,800人之多。一排一排的參加過暴動的年輕人，一排一排曾高呼著口號要推翻共產黨的年輕人，被共產黨押向刑場執行了槍決。這樣的圖片在中國廣大的民間都被保留下來了。

一個大學的老教授，沒有參加運動的前三個階段，卻在「六四」之後的暴動期，走上了街頭。為甚麼？ 他說：「我慚愧。1948年我是北京大學學生，國民黨政府讓我們北大學生每餐三菜一湯，白麵饅頭，吃得飽飽的。吃完了，我就跟著中共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他說：「今天我如果不上街去悼念六四那些被共產黨殘殺的北京學生，那我還是一個人嗎？」他老淚橫流地說了這番話後，就走在了那個城市和那個名牌大學所有悼念六四英烈的學生遊行隊伍的最前面。

由於國內沒有刊物、報紙報道「暴動期」，本地人雖然知道，而外地人就只能靠口耳相傳了。曾經活躍在前三個時期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各地的學生，及其領袖們，有的來了海外，有的在國內沒有互通聲息的可能，所以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提到「六四運動」還有一個偉大的「人民暴動期」。

中國人民從害怕共產黨，到走向了不害怕共產黨，「暴動期」中他們的行為就是證明。中國人民從開始還曾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來解決黨內的腐敗、官倒等問題，可是到了運動走向最後的「暴動期」之後，人們知道了這一切都是共產黨製造的，只有推倒共產黨，才能徹底地變革中國的政治狀況；只有解決掉共產黨的專制統治，這個官倒和腐敗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人民才能為自己爭來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

「六四」推動我與中共決裂

在中共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我的思想與中國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一樣，對這一場改革開放沒有看好。因為我們的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了解滿清的改革開放，滿清的洋務運動，了解它和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做法和行為，是完全一樣的，其結果也必然是一致的。

正因為這些原因，當我明確地感覺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在它的早期還具有鮮明的改良主義傾向，並不完全具有純粹的民主追求的性質，甚至於對共產黨還抱著極大的情感和希望，所以我不願意參加。

直到後來，當我看到湖南來的三壯士，在北京用填滿了顏料的雞蛋，砸向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獨夫民賊毛澤東的畫像的時候，我才真正是心花怒放。可是當我發現他們三個人被廣場上的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們，扭送給了共產黨的專政機關（後來均被共產黨判了重刑）的時候，我拿起手中的茶杯就砸向了電視機。這大概能夠說明我為甚麼不願意參加這一場運動。

然而學生運動到了對抗期，開始改變性質，拋掉了相當成份的政治改良主義的色彩，拋掉了對共產黨所寄託的「深情厚望」，迅速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民主變革的追求，明確地萌生了要實現民主變革必須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相對抗的思想，開始走上了要反對和解決這個專制統治的道路。

這時候我對這個運動，從思想上到感情上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廣東參加完了國際藝術節之後，5月23日，我參加了廣州150萬人大遊行。我走上了街頭，並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還發表了演說。我說，「運動發展到這個程度，大家就不要再指望還有甚麼神仙皇帝來救我們中國人民了，我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要靠自己救自己……！」沒想到我的講話，引發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呼聲。遊行之後，我就發了個電報給安徽省文聯的朋友們，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參加了廣州150萬人的大遊行，我還在電報的最後寫了8個字：「民主必勝，專制必敗！」

安徽省文聯作家協會的朋友們，都在傳閱我這份電報。他們知道高爾品，也就是今天的辛灝年，並沒有遊離在運動之外，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5月30號，我回到了合肥。我回信告訴湖北的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我知道它會開槍。」6月3號夜裏，共產黨果然開了槍。

6月4日凌晨4點，安徽科技大學的一位共青團書記帶著一些學生來到我家裏，把我從床上叫起來，並告訴我，共產黨殺人了，北京鎮壓了，並將北京學生發往美國的傳真，實際是從美國轉回的傳真，交給我看。我的心裏面是說不出來的感覺──痛苦、憤怒、膽怯都有。

一個緊急的情況擺在我面前，究竟跟不跟孩子門一起上街去？最後，我終於懷著膽怯和憤怒走上了街頭，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已經在合肥的大街上遊了一圈，並喊了口號。當我舉起手來喊過「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之後，我真的是甚麼都不怕了。40年我從來不敢喊的話，不敢說的話，我喊過了，說過了，所以反而不怕了！

從這一天開始，我全身心投入了這場運動，直到這場運動被徹底地鎮壓為止。正是這一場開始我並沒有很大興趣，後來我又非常熱衷的運動，在背後深深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推動著我，從思想上的認識，走向了行為上的決裂。我辭掉了所有被統戰的職務。

我承認，這場我曾經沒有多大興趣，最後卻全身心投入了的運動，使我把自己多年來在研究、並且已經有了成果的「誰是新中國」這個主題，真正放到了自己良心的前面，下決心不顧一切地將這部著作完成。我承認，89年的那些學生們和孩子們，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將我推上了一條與中共政權不僅是在思想上，而且是在行為上徹底決裂的不歸之路。這就是高爾品變成了辛灝年的原因。 ◇

辛灝年。( 博大出版社)

1989年6月4日凌晨，大批中共士兵跳過屏障，靠近天安門廣場。(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