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局巨變下的香港（4）

香港人認為，北京給的普選，可能是「壞蛋A」和「壞蛋B」，你們可以選其中一個，但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圖為2014年10月28日傍晚開始，逾萬香港人在金鐘雨傘廣場舉行「雨傘運動滿月紀念活動」，要求真普選，他們撐傘87秒回應警方在去年9月28日針對市民釋放了87個催淚彈。（潘在殊／大紀元）

編者按：自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中國社會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並將繼續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深遠影響。然而，中共利用中國市場做誘餌，甚至通過外交途徑，向各國政府、媒體、公司和投資者施加壓力，脅迫國際媒體過濾被中共視為「極度敏感」事件的真相。由此導致外界對中國時局的判斷如霧裏看花、進退失據，並可能錯失歷史機遇。

2015年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的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她解析了當今中國時局的焦點問題，並對正急劇變化的中國會對日本和香港帶來的影響做了分析。本刊從3月17日起將一連7日刊登郭君女士的演講。下周一將刊出第5部份：「江習激戰加速中共解體及財富轉移」。

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的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任慧文／大紀元）

文／郭君（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說起來非常有意思，香港和日本一樣，都對中國改革開放都做了重要的貢獻。日本是政府主導，提供資金援助和免息貸款，然後大企業到中國投資。香港則是由民間主導的。大家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的商人陸續進入中國，主要是把香港的製造業遷至大陸。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香港幾乎所有的製造業工廠都向北遷移。連帶工業管理，和加工出口的產業模式，都完整地輸入。

到90年代後期，香港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製造業了，全部都進了中國大陸。1984年，趙紫陽建議開放沿海14個城市。中國的經濟策劃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而「一補」是指補償貿易），兩頭在外（原料和市場在國外），大進大出。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也說，如果中國大陸「搞出十多個香港，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後來幾十年，中國經濟其實正是走了這種模式，由最接近香港的廣東省開始，完全接受香港經濟模式，然後再推廣到全中國。現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的百分之四十，貿易形式與香港相似。

中國仿效香港土地政策

香港的土地政策亦被多次參考。記得90年代中期，大批中國各地考察團到香港考察，他們最羨慕的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政府因為出售土地，積攢大量資金，稱為土地基金。1997年之前，香港的土地基金約為3千億港幣，折合約4、5百億美金。我還記得當時採訪一個中央級的考察團成員，他對香港土地基金的羨慕之情溢於言表，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財政緊張，所以後來中國參考了香港的土地政策，各個城市陸續仿效香港的做法，政府開發囤積土地出售，然後和地產商合夥抬高房地產價格，導致許多中國城市財政收入，有一半以上來自土地出讓金。

1997年中國和英國對香港未來如何發展產生了很大的爭論，爭論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關於土地基金的使用。末代港督彭定康，要動用土地基金修建大嶼山機場和相關道路橋樑，中國政府認為英國人故意把這筆錢花完，因為那筆錢在當時中國政府看來是一個龐大的數目。

第二個爭論，就是彭定康在香港推動立法局的民主選舉。

港議員選舉採機構投票人制

香港的立法局有兩種議員，一種是直接選舉，像其他現代國家一樣，由選區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現在這種直選議員有35個席位，佔一半的數量。另外一種，是所謂功能界別選舉，就是分行業的選舉。譬如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選出兩名議員。但問題是，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的選舉，是由投資銀行、大證券行以及商業銀行選的。所以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的選票，只是來自極少數的市民。

中共政府認為這個方法對他們有利，因為控制幾百個企業機構，比控制數百萬選民容易得多。所以要延續這個方法。彭定康是英國派香港總督中唯一一個政治人物，以前的總督都是外交部的職業外交官。彭定康的辦法，是擴大功能組別選民的投票權。譬如金融業的議員，由香港所有金融業從業員投票，等於選票增加了幾十萬票。中國政府全盤否定，所以在97年之後，恢復了原來團體投票人制度。現在的議員選舉，仍然維持95年彭定康選舉改革之前的方法。

選舉委員會控制特首人選

另外一個，是香港特首選舉。97年，中共籌組了一個400人的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香港的行政長官。後來這個選舉委員會成員增加到800人，再增加到1,200人。這個選舉委員會成員的認定由中共操作，包括所謂36個界別的人士，香港所有的議員，包括區議會議員，中共的人大政協代表，宗教、教育、文化藝術、工商企業、銀行、勞工團體、鄉議局等等。藉由這樣的安排，中國政府可以控制大部份的選委，因此可以控制特首的人選。

去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是因為北京政府曾經承諾香港在2017年實行全面普選。但在具體的操作上，中共人大常委提出了一個決定，特區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必須先由這個選舉委員會進行資格認定，其中還有「愛國愛港」等非嚴格法律用語的界定條件，因此等於是香港人可以投票，但只能投中共認定的候選人。

所以香港人認為，北京給的「普選」，可能是壞蛋A和壞蛋B，你們可以選其中一個，但這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出現抗爭事件。

北京不願港有真正民選

北京不願意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大概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北京不希望看到香港出現一個難以控制的行政長官。第二，北京擔心香港的民主選舉，會成為中國大陸的「榜樣」。因為過去30年以來，香港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尤其是在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非常巨大。北京好不容易通過各種統戰措施，把香港商界精英套住了，他們不會允許節外生枝，再出現一個新的政治、社會模式，刺激中國大陸內部的自由派和民主運動。

在學術界有一種說法，認為香港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標本。所以香港有非常簡單的稅制，非常低水平的社會保障，非常自由的經商環境，政府對經濟領域幾乎沒有任何控制。所以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有自由無民主的地區。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需要「陰陽平衡」。用現代社會學的術語，社會發展需要兩個因素的平衡，一個是社會整體經濟效率的增長和提高，第二個是需要社會公平。然而這兩個因素是對立的，因為社會公平需要政府介入，用稅收和社會保障的方式進行收入再分配，所以需要增加稅收。而社會效率提高，則需要鼓勵資本家投資，減少稅收，減少福利。

我自己有一個「兩腳原理」。一個社會必須兩個腳同時邁進，整體社會才能進步。這個有點像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或者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兩國的前者都要求減稅，鼓勵投資，減少社會福利，照顧社會強勢集團；而後者，都更重視社會公平，要求加稅，增加社會福利。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更像一個家庭裏面的父親，鼓勵兒子獨闖天下，用自己的力量贏得成功，而民主黨和工黨更像母親，比較重視家庭裏弱小的孩子，會私下拿錢接濟他們。

傳統的中國社會，因為缺乏兩隻腳的調整機制，所以必須藉由一種破壞性的社會崩潰完成調整。這就是中國改朝換代的原因。朝代政權建立初期，因為戰爭的破壞，社會相對公平，政府鼓勵農耕、增加生產量。7、80年之後，因為和平時期較長，經濟出現大發展，社會出現分化，土地兼併大量出現，然後富人和權貴階層交融結合，社會貧富分化嚴重，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百年後，社會動盪開始，最後演化成為下一次大爆發，再次通過革命或者戰爭重新令社會變為公平狀態。

在這一點上，香港比較接近中國古代傳統社會。香港是世界上經商最自由的地方，稅收很低，所以政府缺乏大幅度調節貧富懸殊的財政基礎。

1997年，香港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大概是1萬5千港元，到了2014年還是這樣的水平，香港普通工資水平，過去17年幾乎沒有變化，但香港的物價水平上升了一倍。

富豪多卻無助香港經濟發展

97年之後，香港的富人階層加緊了和中國大陸的融合過程，通常是通過與中國大陸官員合作，在房地產行業獲得大量盈利。結果是香港億萬富豪人數增加得非常快，現在香港也是世界上億萬富豪密度最大的地方。這些富豪財富的增加，對香港經濟卻沒有大的幫助，基本不會增加就業機會和稅收。

這是香港社會普遍不滿現狀的基本原因。尤其是年輕人，對未來沒有希望，我認為這是香港人和中共政府產生矛盾衝突的基本背景。

在製造業全部轉移到大陸之後，香港這個城市還有三大功能，一是金融中心，二是貿易物流中心，三是信息中心。其中貿易物流中心的地位近年越來越弱，因為中國大陸沿海大量建造港口，年輕人國際視野越來越開放，加上外國留學回來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使得貿易和物流都不需要經過香港。

資料來源：費戈曼所用的《新世紀財富調查》數據

港維持金融與信息中心地位

但香港仍然維持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是港幣和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香港沒有中央銀行，幾家發鈔銀行，在收入1美元的時候，發放7.8港元。這個制度的出現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為香港制定包括利率在內的貨幣政策。但美國經濟和香港經濟並不同步，發展狀況也非常不同。隨著香港經濟和中國大陸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港幣和人民幣的關係也可能會越來越密切，而和美元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一旦香港改用人民幣，或者港元脫離和美元掛鉤，改由和人民幣掛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會受到極大衝擊，尤其是來自上海的衝擊。

資訊信息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貿易物流中心都是相聯繫的，因為金融業，包括股市、證券、期貨交易，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和貿易服務，都必須有不受封鎖限制的信息自由流動。而香港從英國治理時期保留下來的英美法系法律體制，也正好為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提供了基本保障。

港優勢法律基礎正受侵蝕

然而作為香港最後優勢的這個法治，正受到侵蝕。包括北京對香港內部事務頻密插手，對司法問題的介入（諸如人大解釋香港基本法，北京要求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人大常委為香港做出政改決定等等），實際上大大損害了香港的司法體制。這種情況若繼續下去，香港一旦喪失法律制度上的優勢，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必然逐漸喪失，香港這個所謂東方明珠的角色，也就不復存在。

1994年，一個1949年從上海逃到香港的資本家對我描述過當年他剛到香港的感受，他認為香港就像是上海的一個郊區農村，一切都非常落後。事實上，香港從1840年租借給英國之後，一百年的時間，並沒有變得比中國大陸普通城市好很多，不如上海、南京甚至廣州等地。香港之所以發展起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閉關鎖國政策，使香港具有特殊一個地位。

從地緣經濟上講，香港的地位遠遠不如上海和天津，因為中國南方山多水多，道路難行，作為一個經濟中心城市，香港對內陸的輻射面積有限，比不上上海和天津。香港之所以有最近50年的成績，完全是因為有一個具有司法獨立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雖然這個制度缺乏了民主這一環。

香港未來的出路──中國全面民主化 與香港共同發展經濟

泛民主派全體 27名立法會議員3月9日發表聯署聲明，重申否決任何根據人大 8.31 框架制訂的政改方案。（潘在殊／大紀元）

未來，無論中共是否繼續在中國大陸執政，香港在中國的獨特地位都會逐漸降低。如果中共不再執政，中國大陸面臨一種全面的變化局面，完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那麼香港的地位就和1840年到1949年的情況相差不大。如果中共繼續執政，中共必然用溫水煮青蛙的策略，逐步控制香港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把香港變成一個比深圳稍微特殊一些的特區。那個時候，香港既失去了獨特的優勢，又沒有那種和北京天然的權力關係，結果可能更加糟糕。

所以，香港的問題絕對不是一個單獨的，可以和中國大陸分割開的問題。中國大陸共產黨專制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無解。香港的未來其實只有一條路，那就是中國本身全面自由民主化之後，然後和中國大陸一起，取得共同的社會經濟發展。因為香港保留殘存的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貨幣自由兌換的結算系統、開放的金融交易中心和有限度的信息交匯和中華文化的底蘊，這對巨變中的中國，能夠迅速結合中西方優勢，成為國際和中國交匯的中心，這是香港未來的出路所在，但目前，很多外國人在香港雨傘運動後選擇離開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