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中國社會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並將繼續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深遠影響。然而,中共利用中國市場做誘餌,甚至通過外交途徑,向各國政府、媒體、公司和投資者施加壓力,脅迫國際媒體過濾被中共視為「極度敏感」事件的真相。由此導致外界對中國時局的判斷如霧裏看花、進退失據,並可能錯失歷史機遇。
2015年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日本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的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她解析了當今中國時局的焦點問題,並對正急劇變化的中國會對日本和香港帶來的影響做了分析。本刊從3月17日起一連7日刊登郭君女士的演講。
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日本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的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
(任慧文/大紀元)
文/郭君(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
最近10年中國房地產價格急劇上升。樓價最貴的是北京,然後是廣州和深圳。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廣東省是中國率先改革開放的省份,比其它省份早約10年,外資企業最多,出口最大,私人企業家數量也最多。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貿中心,有整個長江流域作為經濟腹地,潛力非常大。但樓價最高的卻是北京。
實際上,北京的億萬富翁是中國最多的。2013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的前4百名,有58個是北京人,上海有37人,深圳有34人。提出這兩個數據,是因為它說明了中國經濟一個最大的特點:
1.權力為核心運行的社會
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其它活動,都圍繞著權力運行。所以北京富人最多,房價最高,高級官員也最多。
2.政府主導和控制
中國號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市場仍由政府主導,且政府擁有絕對控制權。即使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項目,中國仍然實行嚴格的非關稅控制。譬如銀行服務,中國採取的方式是一個分行一個分行的審批制度,就是外資銀行開設任何一個分行,都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批。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模仿。對外來企業,不論是外國企業或者中國其它地區的企業,均會實行排擠的政策。
其實,也正因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絕對地位,才有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的局面。中國民眾有一個說法,把各級官員拉出來排隊,隔一個人槍斃一個人,不會有冤枉的,只會有漏網的。
3.出口外貿導向
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動力是出口。2012年,中國外貿進出口額為3萬8,669億美元,當年中國GDP為8萬2,200億美元,進出口比例佔47%。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外貿進出口佔這麼大的比例,況且中國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
中國進口的貨物,基本是用作製造出口貨品。因為大部份中國出口品都是低級加工商品,大部份原料和部件都是進口的,所以導致出口越多進口越多。
中國官方剛剛公佈的數據,201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長了2.3%,大概是1978年以來增長最低的一年。這種趨勢,很可能對中國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
4.政府公共投資
中國經濟向來是由政府投資主導,政府投資對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2009年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人民幣的刺激經濟方案,2012年再推出4萬億,今年估計中國政府還會繼續增加公共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
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資作為政府的危機處理方案,可以獲得短期的效益,但會產生幾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是投資邊際效率遞減。90年代,每投資2元,會有1元的經濟收益,但現在大約是投資5元才有1元的收益。第二是擠壓私營部門的資金。中國政府投資(也包括增發的貨幣)基本上都會進入政府項目和國有企業,導致中國私人企業難以獲得資金。中國南方的私人企業通常只能轉向地下銀行貸款,其利率最高甚至可達60%以上。第三會導致中國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尤其是因為國有部門的低效使用資金,會對通脹產生更大的壓力。
5.國內消費不振
世界大部份國家國內消費對經濟貢獻率都在70%左右,中國長期在50%,最近幾年甚至下降到40%以下。
這和中國經濟的結構有關。其一個是貧富懸殊。經濟增長的成果主要被最富裕的階層獲得,他們多賺了幾百萬,只會增加投資和奢侈品消費。增加消費,必須是普通民眾收入增加才能達到,而貧富懸殊抑制了這個過程。
第二是社會保障不足。中國人需要應付子女教育的高額費用,以及自己日後的退休、醫療等的開支,再加上房屋價格的高額負擔,都促使中國人減少消費。中國人的高儲蓄率也和這個有關。
6.缺乏創新
中國經濟過去20年雖然高速增長,但實際上產業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中國的技術水平基本上停留在80年代,這和中國缺乏創新有很大關係。
大部份中國的產品,哪怕是所謂的「新產業製造品」,大都是模仿技術,核心技術是買來的,甚至關鍵零部件也是買來的,自己無法生產。最好的例子是汽車,中國現在每年生產1千萬輛汽車,但卻不能自己生產發動機。甚至是中國幾乎所有的走紅的電視節目,不是模仿美國的就是模仿日本的,自我創新的東西非常少。
中國缺乏創新的第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無法保護創新者的利益。任何發明和創作品公佈於世之後,在中國都可能在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內被抄襲,而中國的司法卻無法保障創新產品的權益。
另外一個是更為深層的原因,中國政府對信息、言論、藝術創作的控制和封鎖,對所謂「異議觀念」和「聲音」的封殺,嚴重阻礙中國人的創新精神。一個不允許出現錯誤的社會,其實就是一個不允許創造和創新的社會。
7.經濟泡沫
有關中國經濟泡沫的問題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已經被討論很多年。他的表現是房地產價格虛高。中國是一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上海市和貴州省人均國民收入相差近10倍。在北京,普通職工年收入5萬元人民幣,買距離北京市中心80公里遠郊的房屋,可以買1平方米,要買北京二環以內的市中心房屋,只能買半平方米。
有人開玩笑說,要買北京的房子,一個工人要從清朝康熙年間開始工作存錢,一個農民要從宋朝開始工作存錢。
房屋價格如此之高,和中國貧富懸殊有關,也和中國缺乏安全的投資工具有關。因為有錢人大多會選擇以房地產作為投資,所以中國這兩年曝出有些官員擁有1百多套房屋的新聞。
中國房地產價格,從2000年到現在上升了10倍以上。房地產從工業、商業領域吸走大量的資金,而如果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
而中國各地方政府是推高房地產價格的主要推手。因為大量增建房屋和基本建設以及推高價格,地方政府可以從稅收,以及賣地(和土地用途轉換)的過程中獲得大量利潤。因此在中國,地方政府往往和銀行和房地產商形成一個所謂「鐵三角」,用低價收購甚至搶奪普通民眾的物業和土地,然後建房高價出售。
由於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土地和房地產(有的城市比例高達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所以中央政府也不敢採取措施壓低房地產價格,有時候也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來維持這個市場的運作。
但這卻導致中國積累的金融風險越來越高,最後的結果是高通脹,或者是銀行破產。由於中國的銀行由政府擁有,所以中國的高通脹必然會出現。去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轉過去多年的上升趨勢開始下降。未來2、3年,是中國人民幣匯率風險最大的時期。在中國擁有高額人民幣資產的企業,應該採取預防措施。
中國社會現狀的幾個特點
1.貧富懸殊
根據中國大陸媒體《時代周報》2009年6月25日的報道,在2006年,中國大陸私人擁有財產超過5千萬元人民幣(以下同)的有2萬7,310人,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後者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佔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
考證超級富豪中高幹子女們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通過在資源產業、壟斷行業和資本市場的縱橫捭闔和整合運作,迅速積累下了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
2012年北京大學的一個研究發現,中國的堅尼系數已經達到0.6,遠遠超過0.4的社會動盪警戒線。中國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層25%的家庭卻僅有全國1%的財產。還有更為驚人的數據,早前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是世界財富最集中的國家。
密芝根大學的一項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的新研究表明,中國的堅尼系數是0.55左右。中國貧富收入差距排名世界第一。
據彭博社去年的報道,毛澤東死後統治中國的八大元老,人們稱之為「八大家族」包括鄧小平、薄一波、陳雲、宋任窮、彭真、王震、李先念和楊尚昆,他們的後代至少有18人擁有或運營離岸公司關連實體,包括英屬處女島和開曼群島;至少26人控制中國大部份大型頂尖國有企業,並且積累了驚人的財富。
僅王震的兒子王軍、鄧小平的女婿賀平和陳雲的兒子陳元,3人在2011年就掌握總計超過1.6萬億美元的資產,這筆龐大、天文數字般的資產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1/5,換句話說,相當於南韓和台灣的GDP總和。
世界銀行的研究亦顯示,中國1%的家庭佔有社會41.4%的財富,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2.官民對立 民眾仇富仇官
地方官員腐敗和環境惡化所引起的抗議、騷亂等群體性事件,2010年以來達到20多萬件。圖為去年12月,安徽逾千教師罷課抗議工資過低,圍堵縣政府抗議示威。(網絡圖片)
中宣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科院2010年有一項調查,在中國互聯網上,網民在網誌、微博、論壇上有關中國政治和政策的發言中,接近90%是批評政府的。
中國人對官員和富人的仇視程度,可以從普通網民的言論中表現出來。中國的社會新聞,如果發生民間的糾紛,只要其中一方是官員或者是富人,網民的輿論會一面倒支持另外一方面,他們不管事實的真正原因是甚麼。
地方官員腐敗和環境惡化所引起的抗議、騷亂等群體性事件,2010年以來達到20多萬件。為了鞏固共產黨政權,中共今年的維穩費高逾8,150億元,高於軍費的8,082億元。
3.共產主義意識完全破產
在中國流傳一個笑話,說中共官員召開會議,講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但其實台上講的人不相信,台下聽的人不相信,台上講的知道台下聽的不相信,台下聽的,也知道台上講的不相信。
這個特點,可能和日本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中國共產黨需要用民族主義來維繫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會經常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來說,美國和俄羅斯太大,對付起來很困難,而越南和菲律賓太小,不容易煽起太高的民族情緒,而日本是一個恰好的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正好作為一個重要的鼓動民族情緒的理由。任何時候,只要中國內部問題嚴重,當局就會有意無意使用這個工具。◇
(四)中國進入中共垮台的前夜
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兩條腿,必須同時進步,達到某種平衡才能維持社會穩定和進步。在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增長犧牲的是社會公平。事實上,中國歷史對此作出了最好的演繹。
每個新的朝代,都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條件下,經過長期戰爭,國民窘困,新政府分發土地,鼓勵農耕,然後經濟快速發展。隨後,官僚權貴逐漸掌握社會資源,貧富懸殊增加,但皇權專制體制無法處理這個問題,最後貧富懸殊嚴重惡化,導致社會動盪,新的暴力反抗出現,導致大規模戰爭,然後再進入下一個循環。大部份循環都經歷2、3百年時間。
現代民主社會通過選舉,把這個循環縮短到10年或者20年,像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因此可以在短循環內解決問題。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此有所警惕。胡錦濤和溫家寶在2006年之後,推行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希望能夠增加社會中下層人群的收入,但實際上效果有限。因為中國的富人正是各級官員和他們的家人,經過富人來設計政策和執行政策,讓人剝奪自己的利益,恐怕是世界最難的事情了。
實際上,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也是針對中國這個現狀的一個措施。他在重慶實行偏左的政策,確實獲得了不少底層民眾的支持。
我認為習近平未來會延續類似的路徑推動他的政策,抑制權貴和富人,而增加中下層民眾的收入。但正如前面所說的,這個政策註定是難以成功的。
如果習近平不能順應歷史潮流,大力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他的經濟政策恐怕也難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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