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變中的中國 及對香港日本的影響（1）

編者按：自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中國社會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並將繼續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深遠影響。然而，中共利用中國市場做誘餌，甚至通過外交途徑，向各國政府、媒體、公司和投資者施加壓力，脅迫國際媒體過濾被中共視為「極度敏感」事件的真相。由此導致外界對中國時局的判斷如霧裏看花、進退失據，並可能錯失歷史機遇。

2015年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她解析了當今中國時局的焦點問題，並對正急劇變化的中國會對日本和香港帶來的影響做了分析。本刊從今日起將一連7日刊登郭君女士的演講。明日將刊出第二部份：「急劇變化中的中國政局」。

文／郭君（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

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
（任慧文／大紀元）

世界上最近20年的一個流行話題，就是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這是因為過去兩百年，世界文明的中心是歐洲然後轉移到美國，所以20世紀是「大西洋世紀」。我個人覺得，亞洲取代歐洲可能說得太早了，「太平洋世紀」未必能這麼快到來，但世界從一個中心向多中心的變化中，太平洋周邊地區確實會越來越重要。

太平洋周邊國家，最重要的國家，其實就是美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的關係走向，決定了未來所謂「太平洋世紀」到來的時間。

從現代地緣政治上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極為重要。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毛澤東、鄧小平都採取了和日本合作的策略。因為中日關係，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可能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歷任中共外交部長，大部份由駐美國大使擔任，小部份由駐日大使擔任，大概能說明這個問題。

一，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日本關係的定位

但從江澤民時期的後期，中日關係開始有問題。要理解這個趨勢，恐怕還是要從中國內部政治的發展著眼。

第一，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已經完全崩潰。中國社會主流的道德價值觀，既沒有了古代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因為已經被徹底破壞掉了，共產黨建立起來的所謂道德價值又完全崩潰了，所以缺乏核心價值。缺乏道德價值的核心，對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巨大社會體來說，是有摧毀作用的，因為這種社會的團結合作，需要一種「心靈動員機制」，以前中國古代是天道、皇權、忠孝仁義等等。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共產主義信念又已經崩潰，所以民族主義就變成「心靈動員機制」。民族主義在政治層面，很容易變成國家主義，即所有發展，包括經濟政治、個人權利、自由等等，都服從國家利益。

問題在於，民族主義需要一個「敵人」才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很不幸，日本成為中國國家主義敵人的最佳選擇。美國太遠、太強，越南、菲律賓、印度等不是太小，就是處於中國地緣政治核心區域的邊緣。日本國家大小適合，與中國有歷史糾葛，又因是美國的盟友，故而被視為「假想敵」。而且還有釣魚台的領土糾紛等等。中國人覺得仇恨日本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第二，共產黨專制文化的核心是「仇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八個樣板戲，其實講的核心價值就是兩個字──仇恨。以前，共產主義主導中國意識形態的時候，強調「階級仇恨」。現在，國家主義主導中國的時候，變為「民族仇恨」。

仇恨是一種情緒的反映，它是不需要理由的。人類情緒可以存在很長時間，即使產生情緒的原因已經消失了，但情緒還會存在。比如仇恨，開始為甚麼仇恨的原因可能早忘記了，但仇恨會繼續存在。而且，情緒會在社會上傳染。仇恨也是這樣，人類大腦會自動運作，為這種情緒尋找合理的原因。中國社會的普遍仇日，正是這種情況。

第三，今年九月，中共將舉行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之後的首次勝利遊行大閱兵。這是中共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閱兵。很多人問，為甚麼七十年之後才舉行這種閱兵，以前從來沒有過？

這是中共對其政權信心極度不足的反映。正如我們前面說過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中國大陸主要的核心價值，那麼抗日戰爭勝利，就成了一種一定要搶奪的「價值制高點」。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共產黨和國民黨一直在爭論是誰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最近一些年，爭論變成了是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所以最近中共的官方媒體會刊登一些批判和醜化國民黨軍隊抗日時期將領的文章。而台灣的國民黨方面，也在爭奪這個「價值制高點」。誰現在對日更強硬，在普通人心中，誰說的話就更可信了。

第四，我們之前說過共產專制權力繼承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因為缺乏繼承的合法性，會產生一些內部和社會的問題。而共產黨專制體制的運作，最高權力掌握的權威至關重要。所以，在權威不足的時候，這位最高權力掌握者必然要表達一種對外的強硬姿態。相反，當他有足夠的能力掌控內部的不平衡因素的時候，他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去落實平衡外交。

以前毛澤東、鄧小平都選擇對日本親善的關係，正是因為他們具有了足夠的權威。

所以，凡是中共內部不穩定，權力鬥爭激化的時期，往往就會出現對日關係降溫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中日關係，決定了亞洲（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是否能集體進入新時代的關鍵。中日之間，恐怕不僅僅應該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合作，而且應該有多層面的接觸合作，包括文化、藝術、哲學、文學、文化心理學、歷史研究以及科學方面的合作等等。而且中日之間的合作，顯然也不能僅只限於政府層面的合作，或者政府主導的民間層面合作。

合作的前提是和解，然而在目前的條件下，全面和解恐怕會非常困難。想像一下，中日之間要解除歷史仇恨，中國需要一個權力繼承接替更自然合理的機制，需要形成一個更寬容、更包容的價值體系，需要一個更有自信的國民文化環境，所有這些的前提，都是中國要首先擺脫共產黨體制。

（待續）◇

　

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已完全崩潰。中國社會主流的道德價值觀沒有了古代仁義禮智信的核心。所以最簡單的就是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中國大陸主要的核心價值。而民族主義需要一個敵人才具有最大的凝聚力。日本與中國有歷史糾葛，又因是美國的盟友，故而被視為「假想敵」。而且還有釣魚台的領土糾紛等。中國人覺得仇日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圖為2005年4月16日上海傳出有10萬人參加反日示威遊行，上海武警在萬山路阻止示威者走近日本總領事館。（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