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志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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