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上）[6]

這些對知識份子的污衊宣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於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思潮的領導者，一直是社會問題的發言人，一直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論述者，當知識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後，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也就被隨之顛覆了。在群眾眼中，知識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對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上述的污衊還屬於「名譽上搞臭」，卡住知識份子的飯碗則是「經濟上截斷」，從反胡風運動到反右、文革則是「肉體上消滅」的一部份。

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於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人們恐懼地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那些能夠倖存下來的人，從此戰戰兢兢，不敢再提傳統的價值，不敢再堅持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馮友蘭、郭沫若，僅僅因為毛澤東的一句批評便嚇得趕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這種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

「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到江澤民時代，黨的官場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角色——「政治化妝師」。與文人的正統迥異，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轎子、吹喇叭的匠人，輔佐的不是聖賢之君，而是雞鳴狗盜的江澤民之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