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唐文綜合報道】在習近平軍權做後盾和王岐山反腐開路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推出李克強此前被阻撓的系列改革方案或意向。北京消息人士披露,三中全會改革方案遭遇地方強烈反彈,最終改革實際上是各方妥協討價還價的一個結果。
三中全會上,習近平陣營為保政權和執政,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三權聯盟,推出「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進行中央集權,瓦解政法委;第二中央與江澤民集團和地方諸侯權力利益直接衝突、惡鬥登場。
習近平陣營面臨的最大難題和危機是,江澤民政法系統過去10多年來在殘酷迫害法輪功中,撕開法律口子致司法真空,地方公檢法權力全面墮落和黑社會化,中共基礎組織已基本崩潰,習近平陣營的聲音已經無法到達地方和基層。迫害法輪功的元兇血債幫不清除,缺乏道統、權威、共識和民心的改革要奢望成功,無異於癡人說夢。
習李遊說地方不成做讓步
據北京消息人士向《大紀元》記者透露,三中全會首日,習近平做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但在隨後的討論中,各地高官的反彈,出乎習、李、王三人的意料之外。
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北京下發省部級的文件草案就引發了很多爭論。
為了說服地方大員,習李二人分別去了湖南和黑龍江,事先招呼,以免反彈過烈。同時,在三中全會舉行之際,300多名非中央委員的省部級官員被集中到中央黨校「培訓」,而且被規定不得外出和串門。
消息說,三中全會經過四天的爭論,到閉幕時仍未有達成結果,導致中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遲了3天公佈。北京最高層認為再遲公佈將造成不良後果,因此習、李最後做出了讓步。這使得三中全會的改革成了夾生飯。按照北京某智囊的話說,是「目標清晰,路線圖混亂」。
按照北京原有的設想,將以重新劃分事權的方式,把法院系統脫離地方政府,全面交由中南海通過最高院管理,實現審判獨立。但此一方案受到很大反對。
來自北京的消息說,在最後階段北京做出讓步,法院從北京管變成了省管。最終,在司法改革的這項調整中,實際只剝奪了市縣政府的法院和檢察院的管轄權,由省高院和司法廳進行人和財物統一管理。
與此同時,原來計劃的中紀委和監察局從政府部門中獨立實行單獨的垂直管理,變成了大半個的獨立管理。省級之下的中紀委和監察局並未全部獨立。
中南海對基層失去控制
然而諸多跡象表明,中南海中央已對基層失去控制。
大陸《南方農村報》6月16日報道,一些「兄弟會」、「青年會」,並沒有在中共民政部門登記,卻在廣東各地特別是粵西普遍存在。這些民間組織,受到許多人的歡迎,連許多官員也暗暗加入。
一些原來依附於中共權威的官員和富人,為了自我保護而紛紛組織和投靠這些民間機構,使得中共當局的權威在基層社會面臨多年來未曾有過的挑戰;是中共政府在基層普遍失靈的一個明顯的證明。這一現象並非只在廣東存在,全國各地皆然。
今年6月,陸媒《瞭望新聞周刊》發表調查報道「中國縣委書記生態:為免矛盾不敢調整幹部」。報道還稱,目前縣城經濟社會發展已到了矛盾最多的時期;信訪維穩壓力驟增。
中共有2,800多個縣(市、區)委書記,他們不到全國處級以上官員總數的1%,但卻處於中共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熟悉中國的人都懂得,縣官在中國治理中的重要地位。縣治失調,是行政上不通下不達的嚴重徵兆。
2012年6月初,時任中紀委書記的賀國強在京召開三省二市(河北省、河南省、山東省、北京市、天津市)紀委書記、副書記座談會,賀國強承認:「中央對地方領導失控、對基層黨組織指導失控、對鄉村政策失控,歸根結底三大失控,是中央和省級地方黨政關係位置長期不能理順,從隱形危機到了現實上危機,可以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方針政策貫徹執行上都已經集中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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