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連載──（55）

【解體黨文化】之三：
灌輸手段（三）（5）

人口學上一般把25年左右當作一代人的時間。從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共29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歲以上、世界觀已經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時候已經60歲或更老，過了退休年齡。那時候活躍在各行各業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長大的；換句話說，到1970年代末的時候，黨文化已經基本確立了。於是中共變換策略，從一些領域做有限度的撤退，從以前那個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黑手」變成幕後的「看不見的黑手」，在整體上「宏觀調控」黨文化對民眾進行回流灌溉。（當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隨時伸出來。）

黨文化確立的證據就是：不待「黨」的直接領導，經過「思想解放」，「放」出來的文學，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後有名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對文革的解釋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轍——犯錯誤的是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黨」還是偉光正的，不光勇於承認錯誤，還善於改正錯誤。

尋根尋出來的是「黨」按照進化論那一套推出來的不存在的蠻荒時代，誘導人們把「黨的錯誤」歸結為「封建遺毒沉渣泛起」；「意識流」流動的是打散重排的「向黨交心」和憶苦思甜；寫實寫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黨」告訴大家：「人生就是煩惱、命運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對「黨」說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著確實不容易」，「活著就好」，「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調侃和嘲諷為能事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語言垃圾反對黨語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黨」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確證個體價值；與各種性亂現象一起造成性倫理在中國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學，則給人以「黨天下」言論自由的假象。

今天中國的文化生態，呈現出極端複雜的面貌。只有真正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才能以簡馭繁，不為各種假象所迷惑。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無所不用而又毫無底線。它可以「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但它也可以反對敵人反對的，擁護敵人擁護的，只要「敵人」不反對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壯語、粗言惡語、也可以溫言軟語、甜言蜜語。一邊是主旋律，一邊是多樣化；一邊是「四個堅持」，一邊是「雙百方針」。「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列寧語）登上權力顛峰時，它說：「勝利者不應被譴責。」（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殘喘時，它又會說：「面對強大的敵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要成為一座山，一道嶺」，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動機的悲劇英雄。

「我必須對歷史負責……我承認，對手可能比我強大得多，可對方已經寶劍出鞘了，我能不亮劍嗎？我想試試運氣，就算屬於我的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但總要由我去畫個句號吧？」（《亮劍》）

「生存是甚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隻狼，注定了是一隻狼，一隻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時代的文學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著那個時代。這兩段中國大陸暢銷小說中的話，一段搶佔「失敗英雄」這一最後的宣傳制高點，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權力宣示。這些現象表明，黨文學不但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反而擴散到種類繁多的作品當中，更加難以辨別，難以抵禦。

經過幾十年中共惡黨控制的文人的灌輸，中國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價值觀，仇恨變成了崇高，殺人放火變成了正義，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對象，殘忍的黨性代替了人與人互相關愛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惡的標準被顛倒了，文學喪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變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蓋罪惡的遮羞布。從這種意義上說，邪黨的文人無疑是中共殺人的同謀和幫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