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連載──（51）

【解體黨文化】之三：
灌輸手段（二）（3)

三．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九評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份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被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共產黨極端嚴厲的社會管制造成的後果之一是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消失。中共把一部份知識份子在肉體上消滅，把其他人編進各種各樣的「單位」之中。單位實際上是中共在城市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組織形式。知識份子喪失了不受政權控制的謀生方式和自由言論空間，無奈地淪為中共的附庸，在強大壓力下和走投無路中，他們中的大部份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歌頌邪黨，來保全性命並且養家餬口。中國社會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中共政權利用民眾對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過文人的著作和言論間接向民眾灌輸黨文化，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建立並維持一個「偽知識份子」階層一方面使中共擺脫了「清議」和輿論的制約，另一方面使它能夠隨時隨地偽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會輿論」，為其邪惡統治辯護。

中共收編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們入黨並加入政權（政府、人大、政協），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家吳晗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把他們安置在民主黨派內；把他們安置在科學院（社科院）、大學或文史館等機構，或者安置在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文聯等部門。在文革中和妻子雙雙自殺的翻譯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後極少數不屬於任何「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之一。

為便於意識形態掌控，中共於五十年代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把很多學校的哲學系合併一處。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被徹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漸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校、社科院、大專院校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論證合法性。

經過組織收編、思想改造、暴力震懾、利益引誘、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萬敢言知識份子）等步驟，中共把所有知識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數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膽小懦弱的只好隨風倒，奸佞諂媚的便主動投懷送抱，充當邪黨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科學界、宗教界內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這些人平時裝模作樣，炮製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論證「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社會發展五階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學具有階級性」、「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充實黨文化的基本武庫。運動來了，這些人就如魚得水，用緊跟形勢向「黨」表忠心，用胡編亂造歌功惡黨、用斷章取義、深文羅織、無限上綱打擊中共的「敵人」，靠出賣人格從黨主子那裏討一點殘羹剩飯。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學者組成的寫作班子）、八九民運後的何新、鎮壓法輪功中的何祚庥、于光遠、潘家錚等人，皆屬此類。

邪黨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後有何祚庥。

被中共稱為「文化旗手」的風派文人郭沫若比變色龍還善於變化。中共讓他檢討他就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就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則立場不斷變化的中共讓郭沫若都覺得無所適從。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風向的變化，馬上檢討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為了諂媚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毛子」和「無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學的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就這樣一個科學痞子，成為中共打擊法輪功的主要「理論來源」。

正信、真理、和人類正統的道德體系都有穩定不變的特點。可以隨世俗權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稱為道德，不斷「與時俱進」的真理從來不曾有資格被稱為真理，對一個不斷變化的東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黨文人的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必然會破壞掉人們殘存的對人性和美德的最後一點信心，鼓勵人們拋棄一切道德準則，以中共的好惡為好惡，把維護中共政權的存在當作第一需要。

本書一二章已經對學術界、宗教界、科學界的黨文人做了相當的揭露，我們在本節將重點剖析文學領域的邪黨文人是怎麼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