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鴿子的就更好辦了，檢查的人一來就把鴿子趕得飛起，誰也沒有辦法上天抓下來。工作組的人批評時，有的是話說：我早就把牠們送給人了，可牠們自己又飛了回來，我也沒辦法。逼得緊了就答應過幾天再送走，到時還是這些話。
對養魚，管得不是太死。主要那時不是家家都安裝電錶，一排房子只裝有一個電錶，又沒有別的電器，是按各家的燈泡瓦數攤電錢。因為養熱帶魚冬天要長時間使用電燈泡保溫（那時沒有保溫器），一家養熱帶魚，整排房的電費都會升高，別的人家意見很大。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固然重要，但只要不引發別人的不滿，人們也不在乎幾條熱帶魚去復辟資本主義。我六三年時開始養熱帶魚（都是向同學討的孔雀），到了冬天就把養魚的大瓶放在離火爐比較近的地方。一次出去玩，因火爐過熱，十幾條小魚全都熱死了，我為之很惋惜。之後又養起了金魚，當時買得是三分錢一條的小魚仔，還是二哥給我出的錢。才養了不到一年時間，自己就上山下鄉離開了t市。魚也給了別人。
自由市場關閉了，可很多小買賣並沒因之而消除。如走街串巷賣糖葫蘆的，剃頭的，磨剪子、戧菜刀的，算命的，挑貨郎擔的，在生活區大門口擺攤賣果丹皮、山渣糕、酸棗面的，躲在小巷中賣熱帶魚、賣鴿子、賣鳥的，甚至在春暖時挑擔賣雞雛的都有。人們想盡辦法要活下去，執行政策的人也常常睜隻眼、閉隻眼。這種情況即使在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當中，也沒有完全停止過。
我曾經歷過這樣一件事：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在s市學習時，聽人說附近平山縣的集市上可以買到花生，六角錢一斤。我便選了一個集日，乘長途公共汽車（大巴）趕去平山縣買花生。那時天子腳下的京城過年時每人憑證才供應三兩花生，更不用說遠離京城的t市了。大概從五九年起很少供應過花生。有時過年時說的是有供應，但多數時是有證無貨，或者只賣一兩天，買不到的就活該了。因為打算春節回家中過年，要能夠買些花生帶回去，是體面又實際的禮物，同時也是極受歡迎的年貨。
那天，天不亮我就頂著寒風去搭長途公共汽車，記得是一元左右的車票，六點鐘開車，一個多小時才由s市到達平山，一路上在車裏很凍。直到下了車太陽還沒有露臉，同s市比較起來，平山縣顯得十分荒寂，頭頂著蒼灰色的天空，加上一陣陣凜凜刺骨的山風，實在叫人產生不了興奮感。原本還打算玩一玩的心思，傾刻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摸出煙來，點著了最後的一根，猛吸了兩口。順手扔掉了捏成一團的煙盒，決定先找著買包煙，吃早飯，再打聽一下集市的情況。好在走不遠就看到了鎮上的百貨商店，可實在是有些小。但就當時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來講，也許是根本用不著大的。我賣了一包三門峽牌香煙，三毛四分一盒，算是貴煙，大概是出於犒勞自己的心理才賣的。離商店的不遠的地方有一間簡陋的小飯館也開門了。雖然看著小，裏面的矮桌和小板凳卻都很乾淨，小米粥、咸菜、油條、饅頭也都十分可口，也許是我又凍又餓的原因。
吃過飯，我向那位給我端粥的大娘打聽集市的情況。她告訴我，出門往南走的大街上就是集市的地方。現在是冬天，要等到九點以後，人們才會陸續帶著東西來。但當我又問她在哪裏能買到花生的時候，她立刻就拉長了臉，義正詞嚴地對我說：「不能買花生，糧油作物屬於國家統購統銷的物質，買花生是犯罪行為。（大意是如此）」對著她那副革命面孔，我爭辯一句都是大傻瓜。這時我才注意到她的胳臂上戴著紅衛兵一樣的袖標。但看不到袖標上的字，估計屬於市場糾察、治安糾察一類。我只好笑著說了聲，「謝謝提醒！」再坐下去有些尷尬，便趕緊離開了那位革命老區的革命群眾向外走。沒想到那位大娘跟了出來，看左右沒有人，輕聲對我說：「你要買花生的話就要小心些，別讓人家抓住。」說著看了看我手中提著的人造革手提包。
出了小飯館，時間才過了八點，看不到太陽，天空中顯露出充滿寒意的蒼白色。好在我剛吃了熱乎乎的早飯，已經對寒冷無所謂了，信步走在街上，心想著如何打聽買花生的事。這時看到我方才買煙的那戶鎮商店的門前多了一個繩子圍著的存車處（內地街頭專門存取單車的地方），雖然掛了牌子，可還沒有生意，一位老伯把雙手揣在袖子裏，佝僂著身子不停地在跺腳，身旁放著凳子也不坐。我看他胳臂沒有戴袖標，便放心了一些。走過去說：「大爺，打聽點事。」說著遞上一支煙，為他點著火。
「打聽甚麼？」他吸了口煙抬頭看著我問。
「我從s市來想買些花生，可不知在哪兒買？約多少錢一斤？」我無意躲躲閃閃。
「一會兒就開集了。你只管自己逛街就行，賣花生的會主動找你，大概六毛錢一斤。」
「他們怎麼會找我？」我真得不明白。
「過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不過，你還是小心些好。」他說著話衝我笑了笑。這時有人來存車，我不便打擾他工作，就告辭離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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