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 連載──（53）

【解體黨文化】之三：

灌輸手段（三）（3）

（2）破除傳統觀念， 灌輸階級仇恨

中國傳統的詩教講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即使在哀怨傷感的時候，還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使其歸於平和中正。中國古典文學裏，充滿了描寫忠孝節義、美好的親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作用是宣洩和淨化，古羅馬文學家賀拉斯則認為文學的功用在於教育和娛樂。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即使寫到仇恨，也多是從懲惡勸善的角度寫，描寫和煽動仇恨和傳統文學的特點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因此，灌輸和煽動階級仇恨就成了中共黨文藝的首要任務。仇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語。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裏燃燒著刻骨的仇恨！」

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厲，對仇恨的渲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極度匱乏，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們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學生能夠把老師用皮帶活活抽死，在廣西大地上「階級敵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無罪惡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這種仇恨文學之賜。

（3）美化歷史上的暴君、 小人、 流寇和暴徒

共產黨要把自己粉飾成「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就需要全面篡改歷史，把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歷史前進的動力」。於是，中國歷史上有定評的大奸大惡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壇。暴虐的商紂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頌德的對象。中共奉農民戰爭頭領為先驅，殘忍嗜殺、暴虐無度的黃巢、張獻忠、洪秀全成為中共文學殿堂裏的正面形象。這裏僅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張獻忠嗜殺成性，當時的四川一省人口幾乎被他以各種方式屠戮殆盡，富庶的天府之國變成人間地獄。
獲1982年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下冊開篇，以田園詩般的優雅筆調寫道：「不斷遭受戰亂的谷城一帶，自從張獻忠的農民軍駐紮在這裏以後，稍稍有一些太平氣象。」

當然，美化這些歷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這些歷史人物之後，中共就開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貶低人性，歌頌黨性

閱讀中共的文藝理論著作，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人性」一詞被當作貶義詞來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敗的、甚至是反動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階級性（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對階級兄弟的友愛），那就是好的、進步的作品。表現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愛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類之愛」的作品被貶斥，而表現黨性戰勝人性、「無產階級覺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這種邏輯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雙全，不食人間煙火，對黨忠心耿耿，對敵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瑣，兇殘狡詐。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說，描寫某地區嚴重缺鹽。年輕的母親為了把鹹菜當作「黨費」交給地下黨，把瘦得「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的妞兒（小女孩）手裏的一根醃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這位母親把「黨」置於家庭和親情之上，於是獲得了黨文學的肯定。

中共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無性別特點，苦大仇深、意志如鋼。愛情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在中共的文學作品裏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經過處理，被用來襯托「革命事業」的「壯麗和偉大」。如果男（女）主人公愛情萌動，另一方往往要壯烈犧牲，於是主人公化悲憤為力量，繼續投身革命的「滾滾洪流」。主人公因愛而結合是革命文學作品的大忌，因為一旦組成家庭，瑣碎的日常生活就會「腐蝕革命者的鬥志」，中共也就無法「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了。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