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藏自治的破滅 看今日的香港

⊙李子

六十年前（1951年）的5月23日，代表西藏的阿沛.阿旺晉美及其他成員和代表中共政權的李維漢及其他成員，雙方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簽署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

協議的條款中明确講明了西藏自治的權利（以下條款進行了省略）：

條款三、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條款四、不變更現行的政治制度，不變更達賴喇嘛的地位、職權，以及各級官員的供職。

條款七、維護西藏的宗教自由。

條款十一、不強迫西藏政府進行改革。

條款十三、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取人民一針一線。條款十六、駐藏軍隊和機關的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

以上條款表達得很清楚，西藏明确具有「一國兩制」的地位。但這一紙協議的承諾很快就遭到了中共政權的破壞。1956年中共政權成立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準備接手西藏的管理工作，把西藏直接納入自己政府的管理範圍。雖然這個自治區籌委會中任命了達賴喇嘛為主任，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共政權已經肆無忌憚地踐踏了《十七條協議》。
中共政權對西藏自治的破壞是上下並進的，上面中央從政策上破壞協議，下面是進入西藏的工作人員，包括軍隊以行動破壞協議。當然，下面的問題在上面，沒有上面的人說話，下面是不敢亂動的。1956 至1957年，中共入藏的工作隊展開工作，金沙江以東的藏東地區，首先被迫接受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大批受到衝擊的藏人貴族逃往拉薩，社會上層驚慌失措。西藏原有的社會制度在衝擊下在開始動搖。其次，在西藏各地區，甚至偏遠的西藏山南地區，工作隊為了落實革命任務急需要增加人手，開始從農奴中發展黨員。

在西藏的農奴制中，農奴必須為他的主人無條件的以人或畜支應一定的烏拉差役。一次有位貴族毆打了他的農奴，原因是那位農奴沒有支應烏拉差役。雖然貴族對農奴的懲罰從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但那位農奴剛巧是中共工作組發展的黨員、積極份子，問題就變得複雜了。那位貴族不願意讓步，中共的工作組更是堅決不讓步。後來經過雙方的上層反覆地調解、商討，最終定下來農奴只要當了中共的幹部（指一般工作人員），就不再承擔烏拉差役。自此西藏的社會制度（農奴制）遭到了分化。不少農奴自然願意加入中共的工作隊，以此來避免繁重的勞動和差役。西藏從此明顯地陷入了危機，社會矛盾加劇，上下衝突，內外衝突（或稱為藏漢衝突）接踵而來。

沒有人認為西藏的農奴制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它毫無疑問是原始和落後的，但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起西藏的農奴制來，卻更加黑暗、野蠻、殘暴。中共政權在所謂的平叛之後以解放西藏農奴的救世主自居。可它帶給西藏人民的是甚麼？──是永無休止的貧窮、專制、欺騙、和野蠻的鎮壓！中共政權不能遵守自己參與制定的協議，隨意違背自己的承諾。這無論從個人、政黨、還是國家來講，都是卑鄙、無恥的行經，遭人鄙棄的。

1957年，大批的軍政人員進入西藏，當時運輸跟不上，給養全靠從當地購買，很快就造成了市鎮的物價上漲。街上的食品除了漢人和貴族，一般人都買不起了。非但如此，他們開始是用銀元購買，大概是銀元用得差不多了，不久後便開始徵調當地的物質。西藏本是個自給自足之地，一下子無法應付。社會物質在購買和徵調中，一時間價格飛漲，陷入了嚴重匱乏。這也是造成社會危機、人心動盪、以至發展成藏人群起而反抗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8年解放軍修西藏的公路時，招募了大批藏人民工。一開始每人每天發四塊大洋，藏工們異常激動，有人高興地說，「共產黨像父母，大洋多得像下雨。」可是沒高興幾天，就減到了三塊，不久就減到了兩塊。等到了1959年動亂之後，中共軍隊完全控制了政權，就一塊也不給了。誰要是敢不幹，就是叛亂份子，就會被抓起來。

藏人有句名言：中共的政策一向是生牛皮的帽子，越戴越緊，直到把你箍死。中共的軍隊初入藏時，對藏民宣傳說：你們是念經信佛的人，我們與你們無涉，主要是部落附近有許多國民黨和馬步芳的殘兵敗將，這些人對我們都不利。我們只不過是經過你們的地方而已，不會傷害你們一根毫毛。我們要砍森林，每一棵樹木都會付錢給你們，為了運輸要修路，佔了你們的土地也會給錢。中、藏各一家，我們不會影響你們。一開始確實是那樣，拿一點東西都要給錢，而且往往超值。可到了後來不但不再給錢，反而開始徵調，並斥罵僧侶，限制宗教活動，沒收牲畜等私人財產，引發了藏民的反感和反抗。

平亂期間，所有進藏的漢人，包括汽車司機都發了槍。而有槍的藏人在他們來說肯定就是叛亂份子，只要看到有槍的藏人就開槍，除了持搶的藏人是他們（解放了）的農奴，而且還必須和他們在一起。據說他們有幾次打死了自己軍隊的偵察兵，因為解放軍的偵察兵看到自己人或運送物資的車隊多不防範，而持槍的漢人在沒有受到任何攻擊的情況下，也一定要開槍狙擊帶槍的藏人。當然，這些賬最後都算在了藏人的身上。

用藏人的話說：確實有過解放軍背藏族老太太過河的感人情節，但這些老人們根本沒有活過隨之而來的大屠殺和大饑餓。
中共政權一直以自己的野蠻、專制的統治文化，壓服各地方文化，其中必然包含著濃厚的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如此產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產生衝突，中共政權就會文武並進，一方面以武力鎮壓，一方面動用宣傳機器造謠、誣衊，拼命地抹黑對方。在中共的強力壓迫下，藏人產生的反抗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我們把中共政權對藏人的鎮壓認為是合理的，那麼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我們為甚麼要牢記不忘呢？

西藏實行自治及社會制度不變的承諾被中共政府一手破壞了。這些年只能用暴力和移民的手段，強力壓制藏人的民族反抗情緒。中共根本對藏人無法顯示自己統治的優越性。這種揚湯止沸的可憐手段，大概連中共統治者自己也無法相信它的成效，最終只能給自己留下一個時時會爆炸的火藥庫。

在中共獸性的慾望裏從來就沒有現代文明的條約意識和承諾感。一國兩制，香港回歸後社會制度不變。這是誰都清楚的，可中共政府就是想盡辦法破壞它。最簡單的事實：香港資本主義的體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如果它還不夠健全的話，按照程序使它健全就可以了。但中共政府偏偏無視香港社會制度的獨立性，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撓和破壞香港民主進程；一而再，再而三地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就傀儡政權，並在其中安插臭氣沖天的走狗。不僅如此，還要在香港建立中聯辦這樣一個監視兼搗亂的機構，並以中共政權人大、政協等橡皮圖章的名義拉一批人馬，建立自己的搗亂班子。

這群香港社會的太上皇，每天為了爭權奪利，爭先恐後地向主子顯能、表功，不斷地破壞香港原有的民主、法治，並經常指手劃腳地發出一些「車毀人亡、洗腦、鐵三角、狗四腳、落實二十三條之類的最高指示……」。前中共領導人，政協主席李瑞環早提出過：港區人大、政協委員不必對香港說話太多，否則「幫忙成幫亂」，影響一國兩制。但狗是主子養的，亂叫、亂咬無疑都是主子的意願。現在港狗子們的狂吠反勝過以前，是主子有意放縱走狗，還是到了主子管不了走狗的地步，不得而知。

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香港被中共政權搞壞了、搞亂了，這是個不爭的事實。面對中共政權一手搞亂的政治環境、或者說政治氣候，香港社會的上層架構，雖然已經急遽地滑向大陸，但仍然是無所適從。董建華失敗了，現在曾蔭權又失敗了。毫無疑問，下一條傀儡也肯定是失敗！因為這是中共政權政治慣性的結果，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

今天，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人們的憤懣情緒日增、各種衝突加劇、一國兩制岌岌可危，很似西藏動盪前的情況。當然，以香港人的智慧來講，不會使香港演變至西藏動盪的那種地步。但是我們必須清楚一點：中共統治者不願意一個民主、法制、繁榮的香港危及到自己的獨裁政權。自然就一心想把香港搞亂，那實在是香港人難以逃避的。

中共統治者對全國各民族自治區及港澳地區，一直存在一種老人家怕小孩變壞的焦慮。這種只希望別人都是乖孩子，自己長不大也不允許別人長大的心態是極端自私的。因為根源在他們時時害怕失去自己已搶佔到手的利益。所以他們從不反省自己做的是否正確，只是擔心別人不聽自己的話。一味地想方設法去管，去建立自己的幫派，去為自己奪取更多的利益。到最後把甚麼都搞壞了，搞得亂七八糟，再利用手中的暴力和傳媒去鎮壓和指責別人。

「一個連六四歷史都快不知道的民族，如何能清楚我們六十年的苦難？」這是一位藏人心中的憤慨。但我認為：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國人，大家這六十年的感覺都一樣──心裏都在流血，都在災難中苦苦地掙扎。我們的路也是一樣的，只要不掃除中共這一罪惡之本，不僅我們沒有自由的明天，就連我們的後人也同樣享受不到自由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