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 連載──（172）

【解體黨文化】之八：

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一）（8）

沙祖康，在被問及為甚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注射傷害神經藥物時，毫不掩飾地回答：「他們活該。」(大紀元插圖)

（3）爭鬥語言的惡果

爭鬥語言傷人心。中國諺語說「話能開心鎖」，可是充滿了鬥的意識的語言可以給人的心靈造成嚴重傷害，開啟了人際爭端，這種語言不但不能打開心鎖，反而結下不少難解的心結。2006年北京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教師使用語言暴力是一個普遍現象。72%的被調查初中生表示，老師使用的不文明語言對其造成了心理傷害。在另一項報告裏，81.45%的被訪小學生認為校園「語言傷害」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語言暴力在一定時候，很容易轉化為行動暴力。因為語言的爭鬥，人與人之間沒有矛盾會產生矛盾，小小問題可以鬧出人命來。2005年，一個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紅綠燈前和一個太原的警察拌了幾句嘴，這個太原的警察覺得嚥不下這口氣，竟然找了一些人，將這個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東濟寧市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僅僅因為一個網民的網名不合己意就與對方在網上展開惡罵，後來對方換了一個女孩子的網名與其交談，套出其正在上網的網吧地址，然後趕到將其一刀砍死。

爭鬥語言誘導人們用鬥爭哲學的眼光看待問題。語言是人思維的工具，習慣性的帶有鬥的意識的語言誘導人們用「鬥」的思路去解決問題。這就好像一個人本來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來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於是只好改劈柴了。現在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跟語言中鬥的意識關係很大。比如，領導對下屬頤指氣使，動不動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屬不服管，心裏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麼樣？」隨之而來的，就是彼此間的爭來鬥去。

在政治和外交場合，這種鬥的意識反映更為明顯，後果也更加惡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衛生大會的會場外，台灣媒體問：「你聽到台灣二千萬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需要嗎？」中共駐聯合國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氣說：「早就給拒絕了！」並以傲慢的口氣說：「誰理你們！」也是這個沙祖康，在被問及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注射傷害神經藥物時，毫不掩飾地回答：「他們活該」。

被稱為「紅衛兵外長」的李肇星回答記者提問時態度蠻橫無禮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記者問起鄧小平的身體狀況，李答：「他身體很好。」記者又問：「鄧小平是在家還是在醫院擁有這樣良好的健康狀況？」李回答：「一個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是會知道身體健康的人應該住在哪裏的。我不知道您在身體好的時候是否住在醫院裏。」記者的提問並不刁鑽，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風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長鬥的意識根深柢固，隨時都要表現出來。再如，鄧小平說：「學生娃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江澤民說：「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這些都是共產黨的鬥爭、暴力、鎮壓的習慣性思維在語言上的反映。

爭鬥性的話語習慣使人無法心平氣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討問題，討論時使人一味追求在語言上壓倒對方，沒有從善如流的聽德，更沒有知錯就改的雅量。

爭鬥性的說話方式一旦開始，必然不斷惡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口味會越來越重。強烈的語言用久了，人們會覺得不夠勁兒，必然去尋找、製造更富刺激性的語言。在這種環境中日復一日，人們必然變得更為麻木。

（4）清除鬥的意識，純淨我們的語言

一個真誠、善良、寬容、自信的人，不會動不動就喊打喊殺，更不會非要在語言上壓倒對方，放狠話、講歪理，千方百計在語言上擠兌別人，讓對方尷尬難堪，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爭鬥語言的背後，是中共鬥爭哲學造成的一種混合著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態和畸形人格。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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