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 連載──（107）

【解體黨文化】之五­：

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

（二）（4）

可是，護短、好面子、強烈的執著自我，這些心理上的弱點妨礙了他們清醒地作出如上選擇。他們潛意識裏覺得，否定了共產黨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當初是抱著一腔熱忱和良好願望「參加革命」的。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結論，他們有意無意地對共產黨的罪惡視而不見或者刻意縮小。他們沒有想到，行為的動機和效果往往是背離的；更重要的是，黨員個體的動機絕不等於中共這個整體的動機，黨員的個體行為也不等於中共的整體行為，而後者才是判斷中共這個組織的性質的依據。

 我們無意指責誰。中共這個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組織，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其邪惡和偽善，超出了人類的經驗和想像。共產黨在中國崛起的時候，又是中國國力跌至低谷、內憂外患相煎迫的危機時刻，在那種情況下，要想冷靜思考，理智判斷，實屬不易。幾十年後的今天，被欺騙了半輩子甚至更長時間的人，第一次有機會瞭解中共的本來面目，要適應這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徹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業，尤其需要不同尋常的誠實和巨大的道德勇氣。

 （3）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對獲得平反等的一點小恩小惠感到受寵若驚。（大紀元插圖）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三男一女四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後，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慾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並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這種精神病症後來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於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機制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共比較成規模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開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幹、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裏，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著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作家劉白羽回憶道，他經過審幹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所謂「平實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忘記了自己健康時的狀態。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恩威並施，拉一派、打一派，每個黨員都希望自己被「黨」信任，被「黨」當成自己人而不是敵人、「鬥爭的依賴對像」而不是打擊對象。

 中共的另一個慣用伎倆是「進十步，退一步」，每次運動之後都聲稱「擴大化了」，於是開始「甄別」、「改正」、「平反」，在運動中沒有僥倖過關的人往往寄希望於平反，面對突然而來的一點兒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寵若驚，為此對「組織」上感激涕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