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李明慧、吳俊婷香港報道】中國著名法學家,曾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在中港兩地人氣甚高的學者賀衛方教授,十多年來,他用知識分子的良心及對社會的使命感,做了應當的工作。現時他在新疆石河子大學任教。日前,他被邀出席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談中國法治建設中的文化障礙,下面節錄了其中部份,包括中國目前的司法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賀衛方教授表示,香港的法律制度跟大陸是非常不一樣,這亦是在當年中、英談判之間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就是要保證香港的法律制度50年不變。「香港這套法律制度是非常的特殊,是英國的一套法律體系,這套法律體系有最基本的準則。香港回歸後,偶爾會受到很嚴峻的考驗,比如說基本法應該由誰來進行解釋的問題。」據我瞭解英國的普通法傳統,立法者在他們制定完法律後他們的任務就完成了,他們不會再去說這個法律的涵義是怎樣的,去做更進一步的解釋。

談到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問題,他說英國的法官是非常堅定去把握解釋法律的特權,一個案件判決過程中,實際上都存在著對法律的進行解釋。「如果這個時候立法機關對法官進行法律解釋或者法官所創造的那樣司法先例,感覺到問題的嚴重,以至於不得不加法去改變的時候,他們可能通過再進一步制定法律,通過立法來推翻,實質上,是推翻司法機關所創造的先例。」

英國的普通法傳統和大陸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有很大的區別,大陸的法律觀念與西歐是不相吻合的。他說,因為人民代表大會具有至高無上地位,所以他能說香港的基本法條文的涵義,應是由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如果在法解釋學方面發生了差異和衝突,那麼香港的50年不變就不對了,因為法律解釋的權力,如果從司法者手裏轉移到立法者手裏,這意味著法律的變化。這是一個特別有趣味的問題。」

他提到香港有一位非常優秀的學者跟他說,有非常怪異的現象,是有點不理解,為何大陸現在越來越多優秀的年青人,選擇到香港學法律。學成一套普通法,回到大陸沒用,因為大陸不搞普通法,這套知識回大陸後是無用武之地。

他說90年代內地的司法制度是特別腐敗,民間的順口溜:「官司一進門,雙方都找人,打官司就是打關係,司法腐敗,大奸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又強調,如果沒有高素質的司法官的群體,是很難建設好法律制度。「在司法程序上出現很大的問題,就是法官一個人作主,判決好像不是雙方真正站在一個競爭性的程序上,完全是司法在操控,叫執權主義,或者叫『究問式』的司法,或者叫『超執政』主義。」他強調,中國的執政主義比歐洲大陸的執政主義要嚴重的多。

他提到甘肅有一個法官,判決一個案件,內地沒有新聞法,這個法官自己在家裏造一個「法」,他不是說引用一個條文作判決。「因為背後有強大的國家的暴力作為後盾,我們就必須服從。」他強調,法制必須要進行一個辯証進行說理,根據法律條文和案件事實的關聯,雙方當時提出來的證據和法律理論等等去回應,進行更加詳細闡述。另外,又強調,整個司法審理程序讓老百姓能夠觀察,能夠自由去旁聽,要開放。

他表示,內地的司法改革應當學習英美國家的經驗,包括香港,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法官的中立性要得到嚴格的保障,按照程序正義的原則,都不得為跟自己利益事業有關,這是程序正義的一個選擇;那麼依照這個準則,中國的司法制度已出現了一些問題。」

他說美國有一個聯邦法院的首席法官,到北京去講課,給中國的法官講課,反覆強調一點:一種權力是有限的,可能是有效的,你若追求無限的權力,你一定是無效的權力,你不可能產生效益。「法庭根本不珍惜司法的中立性,在整個司法執行的程序方面,我們能讓律師能夠發揮更多的作用,檢查官能夠發揮作用,雙方保持一種平等的武裝;在司法的過程中間,大家進行一種抗衡,一種抗爭,法官不要急於介入,法官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平等武裝是非常重要。」

他對現時中國司法判刑的荒誕感到十分的無奈,「在中國,百分之99,提到法庭上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有罪的,原因是檢查院一看可能被判無罪,就不起訴,就隨便的給你放,但是也折騰你;另一原因是即便無罪,也判你有罪,你逃不脫。」他舉了例子說,前幾天有一個人,聽說真是個冤案,最後上級干預,最後被放了,說無罪。「那人說,我被關了兩年,我要求賠賞,一說國家賠賞,檢查說再抓起來,要找他有罪還不容易,說你有罪就有罪,無罪也有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很感慨的續說,「你可以想一想,李狀到底有沒有罪,這個案件真的是讓人痛心,痛心疾首。」

對現時中國法制存在的對抗模式,他認為,真正的法制中立,在中國還是一個艱難的問題。「這種長期以來的社會主義的觀念,搞的大家產生一種特別強烈的國家依賴,政府依賴,就是什麼事都應該由政府來幫我們去做;律師在這樣一個框架下,也沒有辦法行使。」他表示,香港和其它地方的律師,尤其美國的律師特別了得,通常情況下,律師就可以行使這樣的權力。「在中國,一般人的心目中,律師算什麼,律師連三陪都不如的角色,連眨眼都不敢眨的人叫律師,律師處境簡直艱難的不得了,這樣的一種辯護制度,現在全國的刑事案件,有許多的刑事案件判15年有期徒刑,根本沒有律師介入,律師不願意去參與。」他強調,律師是保障公民力量,現在是經常被客戶嘲笑,現在全國有100多個從事刑事的律師,感覺有把牢底坐穿的感覺。「在這樣的情況,我們如何去建立一個更加平衡的司法制度,這是我們對抗制度的要求。」

他又說,在深圳有一位做律師的大學同學,有一次被香港法院聘請在法庭做專家証人,向香港法庭解說作為大陸法庭相關的規定。這位同學說,這件案件如果在大陸的角度看,不是複雜的案件,但在香港審了一個星期時間。結果是大陸方敗訴。同學說,「回內地後,自己感覺像病了一場一樣,就是被震撼了。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一批穿著長袍假髮的法官,他們那種認真的精神,他們對証據的一絲不拘的檢查精神,在整個的爭議過程之間,那種中立的精神;任何一方都是中立的精神,這樣的司法,在大陸做夢都想像不到。」

他最後感慨的說,「我們甚麼時候才有這樣的司法,讓人民感覺到有更大的委屈時候,有個說理的地方,我們的法院一定有個給我們說理的地方。我們甚麼時候才能有這樣一套法律和司法制度,那麼我們就是太幸福了,是最幸福的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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