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社青的情意結

「今天香港能夠如此繁榮，是基於一個法治精神，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可以第一時間靠這個基石處理得到，不是說，有勢力的人士就可以改變很多問題！這也是港人很堅持的東西。」
——廖社青（全港報販大聯盟主席）

港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青（大紀元記者海青攝）

廖社青說，連鎖店減價對報販的生意傷害很大，因為報販每一份報紙可能就賺一元多，如果連鎖店減價一元，成本還是一樣，對讀者短期是好，但報販就沒有生存空間。

他說：「這樣一直鬥下去，（報販）一定是不夠大財團鬥的。如果大家都不能減價，就可以平等競爭，由市場來自由決定（售價）。」

廖社青認為他們所做的是要維護行內的道德標準，而並非干預商業行為：「我也是奉行自由經濟的，我不想提出行政干預。當時我反對報紙割價銷售時，也被大班（前電台主持人、立法會議員鄭經翰）質詢我，他在節目上問我：減價對消費者很有利，為何有便宜的東西不買，要買貴的？我回答說：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好，你可以付一塊錢，但我給你的是《文匯》、《大公》你要不要？」

廖社青指出，報攤很難和連鎖便利店競爭，因為就算連鎖店在報紙和雜誌上不賺錢也沒有問題，他們還有其它的生意。報攤若被取代了，在市面消失了，他們就變成獨市生意，這是一種惡性競爭，對消費者沒有好處。

他認為，業界應該維持良性競爭：「大家以自己的優勢去做事。我覺得在這一行的生態，報販有它的存在價值，例如，到7-11買一份報紙，可能要排隊付款，但報販就不用，放下錢可以走，甚至熟客老遠看到就已經拿好你要的報紙給你，沒有零錢可以第二天再付。所以報紙攤有它的存在空間。這也是香港的特色，絕對應該要保留，未來我也會到立法會去，爭取保留報攤。」

爭取報紙不減價運動，始終沒有辦法改變兩家連鎖便利店集團的減價決定，慢慢報販決定寧願賣少一點也不減價，最多是賣報紙送紙巾。

廖社青說，其實報攤一直以來都有不明文的減價做法，就是等到接近黃昏的時間才減價，或以一份的價錢賣兩份報紙。不同的是，連鎖店一開始就減價，或是送贈品，商業促銷手法比較多樣。

可有留意一些便利店沒有馬經報紙賣，只有附近沒有報販的便利店才會有馬經賣，這是廖社青爭取的成果。廖社青說，當時馬經也想在便利店上架：「我們就發起罷賣（馬經）的行動，連鎖店入哪一份（馬經）報紙，我們就罷賣哪一份。我們除了罷賣之外，更全力推銷其它的馬經報紙，這樣就嚇怕了到連鎖店上架的馬經報紙。那次的行動得到很多報販的支持」。

「所以我這種人是不受歡迎的，但我是被迫出來的。因此很多時與報館談（要求向便利店施壓不要減價），他們都不會釋出善意，不想我知道得太多，如果我知道得太多，問始有點地位，報館覺得更不好。」廖社青感慨的說。

問廖社青如何看他的角色，是否與發行商有衝突時，他說：「沒有，但問題是現在出來一個組織又可以替報販發聲，發行商自然不高興。發行商很喜歡找我談，出去吃飯、喝酒、跳舞，到時有甚麼事情都要聽從發行商的指示，這我接受不了。我們是沒有敵人的，只是看行業的需要，報販他們認為OK，我們就OK。如果他們不OK的話，我一定會出聲！」

因此，廖社青與發行商的接觸都是公開的：「私下的約會，我一定不會去。」

那次爭取馬經報紙不能在有報攤在附近的便利店上架的事，廖社青說，有代理商找人恐嚇他：「問我是不是不想幹了！嚴格來說，我已經離開了這一行，但我家族還有生意在。報販那麼苦，我自己從小就出來幹這行，認識很多行內的人，對報販業有一個情意結！」

另外一個令廖社青離開了報販行業，卻又再為這行走出來的原因，就是因為「霞姐」事件：「霞姐被斬死就是因為她代表報販行業站出來，想爭取合理回紙的問題，有利益上的衝擊，（可能基於一個邏輯）如果讓報販話事，發行商不就沒話事權，又不能向報館交待，就這樣出了事！」

廖社青指「霞姐」事件可以看到報販要爭取權益有難度，因為報紙行業歷史悠久，在舊社會中挾雜著一些江湖人物。他們很多時候會以江湖手段解決事情，即使報攤與報攤之間也會以「誰拳頭硬」來解決問題，做報販的人也覺得很正常。而過去代理商基本上有點江湖暴力的本質，因為控制得不好可能會隨時代理都無得做。所以不容許報販隨便話事。

他認為，他這次站出來也改變了報販行業：「很多傳統報販對我說，有些事以前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現在報販有甚麼都會投訴給我，我便幫忙解決矛盾，很多事情能大事化小，過程中把報販的意見反映給代理商。」

廖社青補充說：「當然不只是我自己出來，我有找議員，還有和警方緊密聯絡，在做法上比較恰當。」

他指出，以前報販業，黑社會問題挺多，因為缺乏途徑，有利益糾紛可能就找黑社會干預，現在情況越來越好了。

廖社青說，以前代理商會互相廝殺，最無辜的就是報販，一些報販遇到這些情況會選擇避開矛盾，如出去旅行。曾試過有代理商不做了，由新的代理商接手，但報販有按金在第一家代理商那裏，新代理商不理會，也要收取按金，而按金總額牽涉幾百萬元：「荃灣（報販）罷賣《東方》3天就是我搞的。那幾天，南區重案組整天都有人員保護我。當時我沒有退路。那時是兩個黑社會（為爭代理報紙控制權）的廝殺。」廖社青當時`曾要求報館處理報販被扣押在代理商的按金事宜，但遭拒絕，報販左右為難，他便發起罷賣運動，爭取報販應有的權益。罷賣運動最後獲得成功。

2007年3月25日，「霞姐被殺案」審結，陪審團裁定3名被告謀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處終身監禁及監禁12年。有電台訪問廖社青，問他是否滿意判決：「我說不滿意，因為事件的真正主謀可以消遙法外。這句話我說了不到幾天，就有人警告我，被『主謀』恐嚇！」
為報販行業爭取權益，有一定的危險性，問廖社青害不害怕，他說不怕：「我只是講了真話而矣，我確實是不滿裁決。」

廖社青說，對方也是看人來欺負的，他也沒意做發行商的角色：「他們也知道我有韌力與他們糾纏，其實我也只不過是做一個監察的角色。我覺得我是傳統報人出身，我只是把事情的是非黑白講出來，人是懂得評理的。」

讓廖社青最感到可悲的是報館對報販的不負責任：「對報販是完全不關注也不關心。例如我們有需要幫助時，他們不會替報販反映。面對惡性競爭時，如果出版商願意幫助報販，就不用報販面對被邊沿化的問題。」

回顧過去為報販的爭取，廖社青認為，都是一個過程：「最實際的是報販業的未來將如何面對，我到現在都堅持政府方面應該給報販更多的支援，使報販業有一個好的生態和經營環境，可以吸引年青人入行。」

廖社青指報販業的存在有助推動出版事業，而且也與香港市民的生活習慣息息相關：「現在報攤在街頭巷尾都看到，當然政府會覺得是一塊『怪物』，又阻街，又不雅觀，其實政府可以發起改善景觀的行動，建報紙亭給這些報攤，報販也會接受的。」

香港的出版業變化很大，現時報攤擺賣的報紙和刊物種類繁多，報紙本身也比以前厚很多。廖社青批評政府每年都收報販的牌照費，但卻不理會報販行業的變化而作出適當的調整：「沒有指引，報販就會用自己的解決方法，用木板、用膠紙、用帆布（搭建報攤）都有！」現在報販的工作環境好一點，經過與煙草業者洽商後，煙草商幫報販建一些雜誌架，而報販則答應在報攤的一個位置上賣一個小的香煙廣告。但此舉在反吸煙的問題上，又引出了問題。

廖社青說，報販歡迎任何行業在報攤蓋箱子賣廣告，但問題是現在只有煙草業願意支持報攤，主要是因為報攤上有煙賣，而且報攤是煙草商唯一可以擴展廣告的途徑。在立法會內，廖社青也曾被問及是否可以找其它贊助商？廖社青回答說，可以：「你可以幫我去找電訊盈科！」

面對時代急促的發展腳步，如何承傳香港過去的文化是香港人要思考的問題，廖社青認為，這是政府要正視的問題：「現在政府不正視問題，失去的文化將來找不回來！保留一個行業，那既是一種職業，也是一種文化的保存。」

廖社青說，如果要政府每一個月，或每年付錢可能不化算，但現在如果一次過解決報販的問題，因應報紙加厚、雜誌種類增多，讓報販擴大報攤的範圍，又或者建報紙亭，報販業可繼續發展，政府亦易於管理。

廖社青指報販這行業是老化了，但可以把報販業年輕化：「條件就是你要給一個好的經營環境，可以維生，可以在中環、尖沙咀，設多元化的報紙亭，更可與旅發局合作，為其推廣一些旅遊資訊或賣廣告，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發揮的街頭文化。」

（全文完）
文／吳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