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珍
(編者註﹕本文轉載自《新紀元周刊》第31期的人物特寫欄目,講述了兩次控訴江澤民的香港居民、大陸企業家朱柯明的故事。)
香港人朱柯明,一位喜歡哲學藝術、設計過大陸一流園林別墅、擁有近百員工的成功企業家,因狀告江澤民等中共高幹,被中共非法抓捕,家財盡失,遭酷刑折磨五年後獲釋,目前在香港靠畫畫為生。
二○○○年八月廿五日,人類歷史上第一宗狀告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案啟動。兩名默默無聞的法輪功學員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中國最高法院提交〈申訴狀〉,狀告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與政法委書記羅幹迫害法輪功的違憲、違法行為,僅僅十多天,兩人被中共警察祕密抓捕,一死一傷。
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活下來的那位法輪功學員,一名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連同另一位被中共迫害入獄三年的香港女法輪功學員,入稟高等法院,再次控告前中共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前副總理李嵐清及特務機構「六一零」辦公室頭目羅幹三人,違犯酷刑、傷害、非法監禁、濫權等罪,要求被告民事賠償。這也是全球訴江案在第十七個國家第十八宗訴訟案。
這個死裏逃生,兩次公開訴江,在人類歷史上註定要寫下一筆的人物,就是朱柯明。
掉九顆牙 不放棄信仰
眼前的朱柯明,喜歡穿白衫配吊帶褲,高高大大的北方男子,威武中透著斯文。他爽朗的笑聲、敏捷的思維、自信的神情很容易感染周圍的人。
如果不開口,你看不出來五年的牢獄生活對他的烙印。但一張嘴,滿口牙齒稀稀落落,和他紅潤的面孔有著不成比例的差距。
「那是電刑電的。」他解釋道。那是在天津茶澱監獄中,數名警察用數根電棍高壓電他,逼迫他轉化信仰。幾次電下來,脖子、頭皮上被電破裂,到現在那一片頭髮也長不好,而牙床也開始鬆動,牙齒共掉了九顆。
這位硬氣得讓監獄警察都暗暗佩服、九死一生都沒有放棄自己信仰的北方男兒,唯一在自己出獄的話題上掉下眼淚。他沒有想到自己能活著走出來,他哽咽地連聲歎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一同訴江的王傑,因為大陸公民的身份,一個月就被打到五臟六腑俱損,受盡各種酷刑,成了廢人,最後保外就醫,客死他鄉;他因為香港公民的身份,和外界的致力營救,活著走出牢籠,七年後,又繼續了訴江案的延續。
「我就是想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這麼好的功法給打壓,作為大法弟子,你能不站出來討個理嗎?」他無悔自己的選擇,對江澤民的訴訟官司他是打到底了。「你迫害法輪功,我告你;你把我抓起來,在監獄裏還要告你;出獄後,今天還要告你。」
如同訴江一樣,朱柯明也發現,他的一生充滿安排,好像數位「九」就和他特別有緣。他一下子念叨出好多和九有關的機緣。「我喜歡九,我寫文稿,不知道列印出來多少頁,列印出來正好九頁,有的正好十八頁,江澤民那篇四十五頁。
晚上九點出去發信,九個郵筒,我的牙齒也正好掉了九顆……」。
連看三天 奇書冒金光
一九五七年生於北京的朱柯明,一九九二年移民香港,從小生長在共產黨幹部的家庭。修煉前,他是一位千萬富翁,經營一家有著近百名員工的私人企業,從事辦公用品及家用家什生意,他在大陸還擁有汽車尾氣喉、吸鼻通兩項實用專利。他機靈過人,興趣愛好廣泛,喜歡哲學,喜歡中國文化,曾師從著名國畫大師諸大雄畫國畫,也曾經設計過大陸一流的園林別墅。
他快樂、自負、剛正不阿,但又不隨波逐流。「過去很喜歡當官,光宗耀祖多好呀,後來我不當了,共產黨官老說假話,對上面阿諛奉承,對下面趾高氣揚。」
當時的他不信神佛,不信輪迴生死,「我是在共產黨家庭長大的,共產黨的教育下怎麼會信這些?」但對人生,他有很多的困惑和不解,「人與人之間,坑蒙拐騙,這個社會不誠信。」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改變了他的一生。從來不看小說、不信氣功的他,從合作夥伴——段巍手中接過《轉法輪》一書,一看就看進去了,連看了三天。「我覺得,這本書就是我要找的東西,這些書裏面全是我心裏想的。我沒有想過當神佛,我覺得人就應該這麼做。我看到第三天,這書冒金光,冒金線。我當時就覺得這本書是奇書。」
朱柯明按照書中「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很快手下的員工發現老闆改變了。原來脾氣暴躁,罵人不留情面,現在變得寬容起來,朱柯明還買了好多的書,讓公司的員工以及家裏的親人也開始學煉法輪功。
寫信徒勞 告才有希望
為何要告江澤民?這個問題,朱柯明已經答了不知道多少遍,也不知在心裏想了多少遍。
在他眼中,原因很簡單,因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下令鎮壓法輪功。「剛迫害的時候,我一看電視,當時我就哭了。師父這麼偉大,為國家節省了那麼多的醫藥費,政府怎麼可以這麼做!又是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我當時就對朋友說,法輪功學員就要出來講真話,別讓他們覺得法輪功裏面沒人了。」
他和後來被打死的王傑,以及王傑的六姨段巍,一開始給當時中共最高權力機構,包括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寫信,希望中共當局回心轉意。信寫得很長、很厚。「我喜歡把道理講透,我把法輪功是什麼、迫害法輪功會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危害,我都要給你寫透。我當時還想,他們可能不瞭解情況,我還把江澤民當作正常的國家主席。」
寫到第九篇文章,朱柯明想到不能這樣寫下去:「給各大部門都寫了無數的信,後來還到香港寫信給各國的首腦、各大新聞媒體,但迫害近一年都沒有停止過,當時就覺得只能控告他。」
他繼續說:「這也是我們對政府徹底失望後,為制止這場迫害所抱的最後希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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