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權移交十年 民間力量成中流砥柱

因為九七問題、亞太金融風暴及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政策，致香港的樓價狂瀉。圖為06年7月
7日，在全球人口最稠密、商業活動最頻繁的其中一個地區旺角，一個以往最搶手的街角舖位，也空置待出租。(AFP)

關注組主席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律師(右三)、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右二)等人正中聯辦正門叫口號抗議中共打壓維權律師及法律維權人士，並縱容公安執法人員濫用職權。(AFP)

2001 年1月12日，陳方安生(右)向董建華提出辭呈。據媒體報導，陳方安生在行政的理念上常與董建華有相當程度的差異。(AFP)

文：吳雪兒

1997 年7 月1 日，割讓給英國政府超過100 年之久的香港，回歸中國。10 年過去，香港在國際舞台上躍升為「示威之都」，港人的公民意識日趨成熟。在即將到來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新紀元周刊》提字寄語港人：

「反倒退 爭民主」。在過去的10 年，「一國兩制」承諾是兌現了還是失敗了？當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制訂的《基本法》是否保障了香港人？香港回歸10 年的現狀是中共的恩賜還是港人的爭取？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1984 年12 月，中、英兩國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根據該聲明，香港自1997 年7 月1 日起，終於回歸祖國。中共政權在聲明中向全世界宣告：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及資本主義制度，將維持50 年不變。1997年7 月，香港回歸中國，中共政權承諾香港人50 年不變，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的「馬照跑，舞照跳」。然而，還沒過5 年，中共就食言了，包括推翻終審法庭的裁決，先後三次解釋《基本法》。

前香港人權監察主席夏博爾回憶當年九七移交主權後香港的情況說：「回歸後，香港的情況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好，很多人以為《基本法》只會維持數個月，然後就會變成像大陸一樣，走共產極權主意；有人因為九七離開了香港，有很多人也勸我走。我的好朋友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告訴我說，我可能是其中一個少數被逐出境的人，立法會議員李柱銘認為我會被監禁。我自己在想，當時我是一個人權組織的主席，他們肯定不會拘捕我，我的估計沒有錯。」

七一移交主權當天，夏博義擔任一個人權組織的觀察員，觀察了當天由支聯會發起的大遊行，從香港島的銅鑼灣遊行到中環，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

他說：「遊行一開始，氣氛很緊張，因為這是主權移交後的第一次遊行，我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當遊行至灣仔時，有一位很高級的警官走到遊行隊伍的前頭與請願人士握手。看到這個情景，讓我感到遊行會順利進行，最起碼在短期內香港回歸前所享有的傳統自由會延續。」10 年後，夏博義說，自由是延續了，但正在遭到蠶食。

回歸前五年的所謂「平穩過渡」回歸初期，香港人並沒有直接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首5 個年頭，有人說是「平穩過渡」。說是「平穩過渡」，也不是說沒有風浪。

1997 年7 月2 日，泰銖受對沖基金狙擊，引發亞洲金融風暴，並引爆香港股災，由房地產和股市支撐的泡沫經濟爆破。香港經濟由高峰迅速下滑，對房地產的需求也同時急挫，加上當時特首董建華在1997 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私人樓宇單位、居者有其屋單位和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單位供應不少於8 萬5 千個，希望10 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共房屋的平均時間由6 年半縮短至3 年。結果，香港樓價在1997 年10 月19 日的最高峰後的一年間下跌了一半，其後在1999 年曾反彈兩成，但隨著「八萬五」時期所興建的樓宇陸續落成，加上種種因素，樓價在其後3 年多再下跌超過四成，在2003 年8 月24 日更跌至谷底。在這5 年零10 個月，香港樓價下跌七成。

「八萬五」建屋政策是董建華被批評得最多的政策之一，市民普遍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當時就有時事評論員嘲諷地說過：「馬克思發明了無產階級，董建華則製造了負資產階級。」

1998 年的「胡仙案」，讓輿論質疑司法當局的公正性。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公眾利益為理由，決定不予起訴涉嫌串謀「篤數」虛報《英文虎報》印量的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胡仙案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梁愛詩對胡仙的「選擇性不檢控」，只檢控胡仙的下屬，而不檢控同案的胡仙。過去中國是「刑不上大夫」，現在香港卻是「法不控富人」。更惹不滿的是，當局對待學生案與胡仙案卻截然相反，保安局對學生採取「選擇
性拘捕」，三百多宗沒有申請的和平集會和請願活動，只選擇性地檢控兩宗，而對象都有大學生。

1999 年1 月29 日，香港終審法庭裁定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無需經中共公安部門審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權。

其後，香港政府（ 這是行政機關，而非法定的司法機關。香港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向中共國務院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 年6 月29 日進行釋法，指只有在出生時，父或母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地子女，才可擁有居港權。梁愛詩對以上事件的處理手法被批評導致香港法治向下滑瀉。

2000 年10 月，董建華於其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接納所有由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統會）提交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改革的範圍包括課程、評核機制及不同教育階段的收生制度。

層出不窮的教育改革推行了差不多7 年，一直被香港市民和教育界詬病。從事教育工作40 多年的司徒華形容教育改革「一塌糊塗」，他批評政府沒有順應香港出生率下降的趨勢，推行小班教學，提高教育質素，反而不斷興建新校，另一方面又加速殺校，令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怨聲載道。

學者撰文四萬字回顧及總結前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講師、曾出任《信報》總編輯一職的練乙錚，曾於2005 年6 月中在《信報》撰寫了17 篇文章，名為《浮桴記》，記錄他自1998 年起擔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直至2004 年7 月5 日被革除職務期間所觀察到的問題。

他在《浮桴記》開宗明義：「在我不認為這許多的政策失誤，問題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區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認為錯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犯了歷史性的路線錯誤；這不僅把香港和特區政府害苦了，還大大地損害了香港正統左派、特別是當中有識有能之士的利益。」

在經濟失誤上，練乙錚分析說：「港英時代的『積極不干預』，好比古法築橋，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關經濟的特質、結構和政策參數，已經可以應付裕如……九七之後，領導者要大有為，有關部門卻嚴重缺乏支持和落實這種迥然不同的經濟哲學的研究能力、知識、經驗和建制，結果可想而知……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嚴格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實乃匹夫之勇；他於是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認為是愛國愛港、肯承擔、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緣精英和商界奇才；但這些人大多非博學多聞，更談不上雄才大略，只知根據主觀意見、個人經驗、甚或自身利益，提出一個又一個『中心』建議，結果董先生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成少敗多，還為後來『官商勾結』的指控埋下伏線而不自知，真是可嘆亦復可憐！」

政策失誤主因北京處理失當談到在特區政府政治方面的失敗，練乙錚認為：「和經濟政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方面的原因比較複雜，有來自北京的外因，也有屬於特區政府自己的內因；特區政府的錯誤是次，北京的錯誤是主，因為影響太強勁了。內外兩害交加在香港的錯綜複雜政治環境上，香港不受重傷幾稀。」

他說：「不是董先生不賣力，而是北京把題目出得太難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臉使勁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風 ……大陸上的經濟政策變了，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服從穩定發展經濟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異見分子還是抓，香港報刊還是禁，傳媒還是黨壟斷，互聯網頁還是審查，宗教還是打壓，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識形態裡的命根子還是史太林那一套……為甚麼香港人爭取快一點多一點也是罪過，要『釋法』禁止？為甚麼『河水』、『井水』，要涇渭分明？除非是中央精神分裂，否則『一國兩制』就是權宜，暫時管不到便由得你而已。」

雖然一般認為董建華任內最大失誤是八萬五，但練乙錚認為，董建華任內最大失誤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

問責制意在削陳方安生權力董建華於連任第二屆任期即2002 年7 月1 日開始推行的改革是「高官問責制」。改革後，納稅人要額外為三司十一局
問責官員每年支付數千萬港元的薪酬；香港公務員最高的職位由政務司司長降為各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政務司司長的權力被削減，統領眾局長的權力被削去，變成無兵司令。

練乙錚分析說：「我估計，當時北京已在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問題上得出結論：不單只陳要下台，體制上還要把統領整個公務員系統包括政策局局長級公務員的權力清楚地從政務司司長手上取過來，明確置於行政長官之下。」

而陳方安生於6 月20 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亦首次透露她在2001 年以私人理由請辭，原因是反對高官問責制，認為公務員只能為局長承擔錯誤，卻分不到功勞。同一天，服務香港政府30 多年的廉政專員、前教育統籌局秘書長羅范椒芬因被指干預教育學院的學術自由而請辭獲特首曾蔭權接納，不過其上司、同時被指涉嫌干預學術自由的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卻安然無恙，無需承擔責任。

練乙錚認為：「陳方安生與中共關係的轉捩點，是99 年底『法輪功』事件……當時陳方安生仍是政務司司長，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法輪功在香港既是合法組織，其一切活動，如不違反香港法律，都在許可之列。這就構成陳的『死罪』。」

中共干預香港自治由暗轉明踏入回歸後5 年的2003 年，對香港人來說是難忘的一年。

2003 年4 月，由中國擴散到全世界的沙士（SARS）在毗鄰的香港全面爆發，香港人經歷了兩個多月的人間地獄，愁雲慘霧瀰漫。共有1,755 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受到感染，299 人病逝，1,452 人康復出院（ 香港衛生署截至2004 年1 月19 日數字），還有近百人仍受病魔折磨。

要面對致命疫症之餘，《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就如放在港人「頭上一把刀」。被港人形容為惡法的23 條不旦引起全香港各界人士的憂慮，國際社會也在密切關注事件。

2003 年7 月1 日，香港發生了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2005 年12 月4 日25 萬港人參加爭取普選遊行。圖中紙牌所指的「阿爺」是指中共領導人。（ 新紀元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