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謹申：香港自由慢慢被收窄 北京不講法治

【大紀元記者曾嘉連香港報道】香港民主黨及民主發展網絡在上星期六合辦回歸10週年研討會，在民主政制、人權自由、法治及公民參與等多方面，進行回顧和探討。在有關探討香港法治問題的環節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塗謹申指出，《基本法》是北京承諾給予香港人高度自治的憲法，而一再釋法只會破壞「一國兩制」。而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上週提出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香港特區的權力由中共中央授予的言論，塗謹申指，突顯北京所講的依法治國，絕對不是在講法治。

塗謹申在發言一開始說：「其實最近我們講人權法治，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吳邦國委員長講了句：『給多少就有多少。』『《基本法》是一個授權法。』其實基本上這個不是新的，幾年來，（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國務院港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王振民教授已經不斷寫這個概念了。當然，譬如07、08（港人07年特首選舉、08年立法會選舉），他就說07、08的政（制）改（革）是授權法，05年他已經寫這個文章了。可能當時還未講07、08，那他的文章就沒有那麼多人留意，所以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非授權法 是承諾法

塗謹申續說：「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除了授權法之外，其實《基本法》都是一個中央政府（中共政權）承諾的法，就是不只是授權，它是承諾，承諾是因為它要具體體現中英聯合聲明，以及當時它向全世界去承諾，它會執行這個一國兩制、（港人）高度自治。所以，不是只是授權法，而是承諾法。也都是因為這個承諾，它的性質在某程度是分權法，也都是一個自我的約製法。所以它有多重的含義，我們要搞清楚，不可以單單就說授權法。」

塗謹申繼續談授權法概念：「授權就是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了，我說這不只是power of attorney這麼簡單，而是irrevocable power of attorney，是不能改的……它透過不是修改《基本法》，就是用釋法。它可以解釋第三章，第一次釋法，第三章，它說甚麼人是不是香港人，那裏是在講你的居民權利。但同樣第三章有其它的，集會、結社、罷工，所有全部權利在裏面。如果你能夠第一次釋法，可以釋第三章，亦可以如此來曲解，那很簡單，自然第三章裏面的其它權利都可以去解釋。」

任意解釋《基本法》

「同樣，在第二次釋法、第三次釋法，它可以說普通法的不適用，我們一國兩制，我們大陸的法不是這樣看的。常理、常識的事情，我都可以不管。備案，譬如你說立法會是備案而已，修改，它說備案就是可以不備案，可以不備案，就是我有權決定了。所以如果你讀《基本法》那些字，你要讀得很有想像力才行。否則，就是它甚麼都可以加進去，這裏加一些，那裏加一些，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所以它透過釋法，已經可以完全解決給你多少、不給你多少，重新界定所有的自由自治，任何事都行。」

塗謹申猜測北京當局於廿多年前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就不打算給香港自治：「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會不會其實二十多年前，大家談聯合聲明的時候，那個理解是，可能只不過是誤會，那時候不是打算給那麼多權你，你自己想得那麼好。」

無理無據不批准遊行

塗謹申指出：「其實有幾點我值得講。公安法那裏，其實你看最近，不同時間它有不同的針對。譬如從前，它覺得四五行動是最值得針對，現在它可能覺得尤其是在政治上各方面，社民聯（社會民主聯線）最值得針對，於是它針對社民聯。所以才搞出來前兩個月，他們在維園（港島維多利亞公園），真的不是太多人，幾十人而已，它可以圍著整個維園，這麼多警察，不讓他們出來維園。然後接著它說不讓你遊行，它說因為能見度低，這是（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講的，……因為能見度低，所以不能遊行。但是當然，以往張文光他都舉了很多例子晚上遊行，問他數字，由89年到現在你可否有數字，他說：我們許多紀錄都不在了。即使限制人權的紀錄，或者准許你遊行的紀錄，正常警察應該甚麼都有。長毛（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馬上反駁他，對我的紀錄有一疊厚……」

社民聯向警方申請於今年3月10日晚上7時舉辦的集會遊行，警方不發出批准遊行通知書。這是香港警方自九七後第一次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

「當然，這個能見度低，是未去司法覆核的，我就不信它過得了關。但是最後，當然那團體自己決定，但是如果你上得了（法庭），我相信那法官就算其它事他最後准許你，這一點他一定罵。所以我們可能仍然真的要去司法覆核了。為甚麼經常司法覆核呢？它於是看到你這個眼中釘，你一司法覆核，一不小心權在它手，司法覆核又拖慢執行，於是連司法覆核、調查委員會種種事情，都要抓住你。」

想盡辦法阻抗議中共

塗謹申也談到有關方面如何想方設法阻止香港民眾請願和抗議：「另外，當然，它真的越來越去想，就是所謂『人腦精鬼腦靈』。它想得多，越來越想，真的精采很多。所以如何呢？中聯辦門前本來三十多呎的地方，因為看到法輪功去靜坐，老是靜坐，於是如何呢？它就種了一半以上的植物，於是（人行道）收窄到只有十呎八呎，於是永遠都很容易用阻街（來起訴請願和抗議民眾）了，斬草除根。所以它這招是聰明的，因為它知道判詞說三十多呎，那怎麼會呢？幾個人在這裏怎麼會？於是它就種些植物，大大件的盆栽，那你凡是站在那裏，一兩個就有機會阻街了。所以它是越來越聰明的。但是你看得到，它是影響法治的，是影響權利的執行的。」

塗謹申舉例說：「最記得就是，（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負責人）盧四清一個人拿一支橫額，（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就在酒店上面，他一個人想去伸給他看，一個人而已。但他（警察）拉銬他。最後，我問警察，你拉開他，那他有甚麼威脅？這麼遠？說到底，其實是橫額讓他（江澤民）看到而已，但是江澤民都不會特地伸出頭來看你。只是一個人而已，已經檢查了、搜了他沒有東西，就是不准。最後，說穿了，公安條例應該保障（市民）安全，但是實際上不是，它是保障（中共領導人）感受，保障他開心，怕他看到，就不是保障江澤民怕讓棍子打，因為他很遠，怎打得到他。但是你打開橫額，一不小心讓他幕僚看到也不行，或者幕僚報告說為甚麼有一支橫額，刺眼刺鼻。如果我們的法律是這樣去執行，就是現在慢慢，可以說他們是精采了很多。執法機關是懂得以往有甚麼案例，律政署想啊想啊，就教它你這樣就可以了，他這樣你就這樣。」

另外，塗謹申說，他看到執法部門選擇性的執法、檢控，而且變本加厲，整個執檢程序變得更加細密。

設重重關卡難倒法治

最後，塗謹申說：「如果民主的機制沒辦法去進展的話，你要保障法治是相當困難的。立法會這裏砍一塊，那裏砍一塊，剛才羅沃啟講，回歸前可能有些私人草案，還可以修訂，現在就算提一些譬如最近的公安法，因為法官判它有問題，那個字眼。那他提出的修訂法案，他就用甚麼？就是很多很多的法律需要同一時間修訂這技術上（問題），然後一次過修訂幾十條。最後，他用長堤，那個立法的長堤，限定了所有東西都是技術修訂。所以你想重新展開對公安法不合理之處，去討論兼且修訂，（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可以『依法』治港，『依法』地拒絕你任何事。」

「你記住這一招，去到甚至七一遊行，呼籲人們（上街表達意見的動議），范徐麗泰就會說，你的這個動議，拿到（警方）不反對通知書沒有？如果你未拿到不反對通知書，你就是立法會呼籲人家非法遊行。於是她『依法』拒絕你這個動議了。所以現在全部是玩技術，玩得很精采，很精采，一句句地玩。到我說，好，那我改一改，我呼籲市民依法參加合法遊行，她說都不行，你這秒鐘沒有不反對通知書，都否決你。當然，最後唯有改到怎樣？展示人民力量。展示人民力量沒說遊行，可能我叫口號，或者我那天可能穿件衣服，不同的衣服，T恤就行。她說算了，沒辦法，你沒有遊行在這裏，擺明是針對，很清楚的，總之有些字眼能針對你，有些計謀能做到，它就去阻塞你。」

「所以到現在，如果你說在香港玩得這樣精細，慢慢將自由收窄。以及它是技術上做了很高的分析，甚至預備每一宗都要打算的時候，你要打算得很精細，很精細的時候是不是贏呢？以前它粗粗疏疏的，就有多些自由，現在是大家鬥鬥鬥，鬥到有些位置寸土必爭，這個可能就是它的所謂強政厲治。」

是專政 不是法治

「到最後就是，我自己理解，（中共）中央政府所講的依法治國，絕對不是在講法治，它是講一個行政主導之下，有多少法，有多少權，這個曾蔭權就應該用盡，令到穩定繁榮。這就是他的職責。它並不是相信制衡，因此它不會相信三權分立，亦不相信互相可以透過法律，有個制度的約制，亦不相信客觀地有些法律的字眼應該被詮釋，而令到政府執法機關的權力受限制，甚至不應該讓法院有這個權去挑戰。在制度上，我相信這真是一個很大的文化衝突，亦都是它們的思維和對權力，和對收回主權，更加根本的一個模式與一個基本信念。這可能是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牴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