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禮時(2)

⊙陸鴻基
討論有時也會幾項議程同時並進，委員們可能互相不知道各自發言是指那一項議程；秘書記錄也因而往往無法理清。會後不時對紀錄再起爭議。委員會呈上校董會的報告，也可能在定稿之後再次修改。凡此種種，也難怪尊重遊戲規則的莫禮時間中火爆。他本著體育精神，在要緊關頭向球証求助。

平心而論，梁國輝主席在校方管理層和人事編製委員會之間，幾次扮好了球証的角色，責成委員會恢復起碼的秩序。3年以來，梁主席對校務沒有太多的干預，沒有別的一些人嘗試的「微管理micro management」，只從較大的方向著眼。他雖然在削資、正名等官府與我校關係問題上沒有給予莫禮時甚麼支援，但還不失發揮過做主席的正面作用；兩人相處也不俗。他們主要的歧見是「合併」之爭；關係惡化，是2006年夏天開始的。

「合併事件簿」
李國章教授早於2001年尚在中大校長任內已提出要合併教院。當時教院校長許美德和不久之後接任的莫禮時，與及葉錫安任主席的校董會都公開明確地反對，指出合併對師資培育的弊遠多於利。2002年夏，李教授當上教統局長，隨即要求中大與科大合併(順便也兼併教院)，還說出了「權在我手，先禮後兵」的名句。(當時我尚在加拿大工作，越洋聞訊，驚愕不已。)3所院校都先後表達了不同形式的反對；這份自上壓下的合併之議告吹。稍後另一場「理、城合併」也不成功。以上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以下是從未曝光的事件。尊重遊戲規則的莫禮時，說過不公開就不公開，堅守秘密。多年來承受合併的壓力，只有「暗啞抵」。除了我和另外一兩位同事為他分憂(也應承保密)，從來沒有向人透露。早餐晚餐會沒有紀錄，電話通話也沒有錄音。最近因為續約的紛爭洩露了一點端倪，主要因為他知道護校不能再靠獨力支撐。體育精神在如此處境之下實在無濟於事了。
我是在2003年9月到教院履新的。我第一次接觸到合併壓力是在2004年1月。那天我剛巧在校長室和莫禮時談論校務。電話來了，是李局長；莫禮時示意我不必離去。我留下聽了這15分鐘左右的通話。當然我只是聽到莫的一方；李方的話是隨後莫向我覆述的。李要說服莫主動向中大提出合併，否則李會放手讓常秘羅太隨意削減教院的學生名額。收到這個電話，莫和我都很錯愕。

不久以前，我往中大禮節性拜候金耀基校長；金校長主動明確表明絕無兼併教院的意圖。我也從若干高官口中得悉政府沒有併校的政策。然則李局長此議從何而來呢？莫禮時和我商議之後，決定要求梁主席聯同我們兩人約見李局長。2004年2月23日我校3人到政府總部拜會李局長。席上李局長重申他要教院與中大合併的意願。他也提過教院兼併其他教育院系的想法，但他自己隨即否定了。會上莫禮時提出既不宜也不應合併，我也從旁進言。(梁主席在2006年12月1日說我在李局長跟前面有慍色，使他蒙羞，就是這次會面。)

這次會面的時間，適逢香港學術評審局的國際專家團蒞校進行院校評核之後。報告肯定了幾百位同仁多年的努力，建議授予我校「自我評審資格」，亦即升格成為大學。當時報告已經上呈行政會議，好消息指日可待。李局長在這兩次對話中，也沒有提出以合併換取自我評審的要求。(2007年1月31日《明報》報導的謠言，不知何所依據。)2004年3月23日，我校收到教資會UGC的來函，正式知會獲授「自我評審」，全校歡欣慶祝大家多年來在許美德和莫禮時兩位校長領導下的成果。4月7日，莫與李局長共進午餐，提出正名大學的要求，遭到拒絕；但李卻說不出甚麼理由，甚至說他不知道「大學」的定義。李又重提與中大合併，莫也不答應。這次談話，我不在場；內容是莫隨後一兩天內告訴我的。

莫和我與另外一兩位同事密商如何應付這接二連三的高層壓力。我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讓我們知道合併對師資培育沒有什麼好處，但與綜合式大學深入協作則有裨益。這時候，教資會剛好出版了鼓勵院校協作的報告Integration Matters。我們因此要求梁主席約會其他一些院校的代表，探討深入協作的可行性。席間，大家都知道我們承受的壓力，但一眾同意的是探討協作，不是合併。這次聚會是2004年4月20日的晚飯，我在場。
4天後(4月24 日)梁主席在上水馬會召開了一場我校人仕的退思會，應邀參加的有新舊任校董、校方管理層、教職員和學生共約40人。梁主席的開場白大意是面對新的環境，教院需要有新思維；如果不願意合併，則會遭受「千刀切而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話剛說完，便遭到幾位扶持教院成長而行將卸任的校外校董的強烈質疑和反對。校內外人仕經過一整天的討論，達致共識，就是我們希望與其他院校深入協作(deep collaboration)，但不要與他校合併(merger)。下午，我私下跟梁主席說，請他提醒與會者千萬不要外洩「千刀切而死」的言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他也照辦了。
同年6月5日，梁主席在上水馬會再召開第二次退思會。少了幾位舊校董，但結論仍是一樣：不要合併，但可以探討深入協作；最深入可以達到「聯邦制」federation。這是根據教資會文件Integration Matters的分類。兩次退思會的共識，呈報了6月下旬的校董會會議，成為校董會的正式議決。

期間，我和一兩位同事本著莫禮時的指示與其他本港公立大學探討深入協作；除了每次向莫報告，也向校董會的「長遠發展專責小組」定期報。我們要發展深入協作，既是要在學術上和教學上互補長短，發揮「協同效應」；也同時希望向李局長示以善意的折衝───我們不是盲目抗拒合併；我們也有彈性，願意「一人行一步」，希望藉此化解合併的壓力。

我們跟不同的院校進行了很多回合的探討，期間也有若干波折。我為尊重其他院校的同工，不會披露。終於，到了2005年6月與中大達成深入協作(也說明不是合併)的協議稿。這是香港高教史上劃時代的一件事，我們參與其事的兩校同仁都很高興，尤其是得到教資會的承諾：鑑於深入協作的安排，保証在未來兩個三年計劃裏，不會削減撥給兩校的師資培育課程的資源。但在正式簽署文本前夕，卻又來了李局長的要求，要加上合併條款；兩校都不接納。為此，教資會在不減資源的承諾上，加上「里程碑」的字樣。但兩校之間要走出怎樣的里程碑，不減資源的承諾才會兌現，卻沒有人說明。這是2005年7月的事。

2005—2006年，我校和中大的同事花了很多時間心血，規劃出合辦的第一個課程(英文文學和教育的學士課程)，也開始商討其他的協作項目。合併的壓力舒緩了一陣子。期間，教院正名為大學的事情一直懸而未決。2005年11月中，李局長主動提出讓樹仁學院改名大學，觸發了教院同學強烈的反彈。11月 18 日我校畢業禮，梁主席在典禮後答記者問，首次把合併與正名兩個問題聯結起來：想要正名，合併即可。這言論引起同學們更大的反彈。莫禮時和我都不希望同學們與李局長和梁主席之鬧得越來越不愉快，所以不斷努力要各方面降溫。終於，我們安排了一次師生諮詢大會、讓梁主席直接和師生對話。會上，主席交代了他不主張合併，卻願意見到某種保留自主的結合；他沒有用上「聯邦制」一辭，也沒有闡明他的構思。隨後，他在2005年11月的校董會上提出「聯邦制」的字樣；也成立了「正名專責小組」。

2006年3月，合併的壓力捲土重來。3月至9月間，先後有9次這樣的接觸，由梁主席或李局長約會莫禮時，或給他打電話，不斷重提合併的要求：傳媒集中追問的6月中旬的早餐會，只是其中一次而已。這些約會，有梁莫或李莫單獨會面的；也有包括其他一些人的；但教院管理層方面則只邀請莫禮時一人。我雖然沒有出席，但每次都是當天或次日就由莫向我覆述內容，總是要求他主動提出教院與中大合併。(我若在假，他也會稍後通知我。)梁主席甚至要莫禮時召開一次師生諮詢會，由梁莫兩人併肩宣佈與中大合併。莫禮時都一一拒絕了。

須注意，2006 年4月校董會成立了校長評檢小組，為校長續約與否的議題做準備，但這個小組拖延了6個月，遲遲沒有起動。9次接觸的若干日子，莫禮時因運動受傷動過頸部手術，請了病假，由我署理校長；但我都沒有被邀列席。莫禮時和我都把這些事情默記下來，既悲憤又無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