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暴漲 可能導致危機（下）

（接上文）
記者：如果說一般出現股市崩盤，即使老百姓在某家銀行仍有存款，但是他們去他們所在的銀行提款就有可能拿不到錢，是嗎？

程曉農：如果是私營銀行情況就是這樣，台灣以前就出現過這種情況。但是中國現在的銀行敢這麼做，原因是它們是國有的。國有銀行一個有恃無恐的特點就是，股市一旦崩盤了，可以由國家財政給它兜起來，這些銀行管理人員都是國家的公務員。

記者：您的意思是它不承擔這種責任風險，是嗎？
程曉農：很少承擔，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銀行壞賬那麼多的原因。如果是一個私營的銀行，其壞賬若達到中國銀行系統目前的狀態，恐怕早完蛋了。現在大陸管銀行的人拿著國家的信譽在那裡折騰，賺了錢是私人的，吃了虧是政府的，是公眾的。

造成中國銀行壞賬主要原因是制度問題
記者：那您可以分析一下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嗎？
程曉農：中國的銀行制度造就了這種結果。中國只允許國有銀行佔領壟斷地位，政府建立的銀行體系就是這樣的。中國不是強調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的所謂「優越性」之一就是公有制，按照它的意識形態這麼做似乎並沒有錯，銀行就只能是公有的。既然是公有的，銀行職員造成的大量壞賬也就自然由政府背著。

記者：如果這樣的話，您覺得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是否公平？
程曉農：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讓老百姓幸福的制度。
西方國家如何調整經濟問題及百姓對政府的信任
記者：在西方的民主國家，是否也會出現這樣事情？
程曉農：民主國家選民決定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家，然後再由政治家根據選民的意願來決定他們經濟政治制度，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中國的這個制度並不是老百姓選擇的，而是拿槍塞給老百姓的。

記者：在西方社會，如果說出現了經濟泡沫，那麼它是怎麼樣調整和恢復呢？
程曉農：那就會有一大批企業破產、一大批銀行倒閉，員工失業，很多人降薪，要經過相當一段痛苦的時間。它的好處是，西方國家是自由經濟，企業若運營不良，政府不需要承擔政治性後果。也就是說，沒有人會因為經濟表現不好而認為這是政府惡劣或者制度惡劣所致。比如說日本，當年遇到經濟危機後，老百姓只是抱怨日本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之間的官商關係造成的一系列後果，但並沒有認為日本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有大錯。而中國就不一樣。

記者：那不同在哪裡，您可以解釋一下嗎？
程曉農：中國老百姓對政府沒有真正的信任，政府也知道老百姓並不信任它；所以，一旦出現危機的話，恐怕首先是政府的信譽和政府地位受到嚴峻的挑戰。所以政府不肯輕易承認危機和困境，而掩蓋真相的後果是危害更嚴重，受害的最終是老百姓。

中共政權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燒著
記者：那您在前面也已經提到，中國政府（中共政權）想通過調整房地產的政策來做一些改變，似乎它也非常明白它們目前的這種處境，是嗎？

程曉農：當然，中國政府（中共政權）是處在一種矛盾狀態，它想營造一種經濟繁榮的景象去安定人心，並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同時又怕被這種假繁榮所傷害或受到打擊。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心理，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燒著。

記者：如何避免這樣的結局？或者有什麼措施使損失達到最小？
程曉農：從中央政府來講，它是負最後責任的或者說無法迴避最終後果，所以它非常希望小心翼翼地避免金融風暴。而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的操作者就不同了，他們所關心的是借營造房地產業和股市泡沫為地方財政增收、為金融機構彌補壞帳、為官員們個人撈一把，如果有損失則甩給中央政府去處理。若中央政府的動作過猛，不僅會遇到地方和金融機構的抵制，而且會產生對經濟全局的衝擊，這種衝擊也是中央政府不願面對的。所以，中央政府大概只能慢慢而遲鈍地「踩剎車」，就像過去一年來中央政府處理房地產業泡沫一樣。在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的反應通常是滯後而低效的。就這樣一種決策機制而言，能最後收拾住局面就很不錯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當局，誰都不是以「將損失縮到最小」為決策原則而行事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