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五）──（2）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惡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武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分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使你是共產惡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惡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惡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

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惡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可見，中共邪靈在文革中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

關於文革中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意義，早期造反派的出現和後來奪權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儘管上述參與者在進行這些鬥爭時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制度的實質。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儘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

哪怕是一個小工廠、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面直斥共產惡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只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毛雖然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當毛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說，毛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只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的成效時，毛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制的措施。

而當地方各級，各單位的黨組織在1969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清算、兇猛的報復。從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乃至鮮血的代價。不過，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至少表明：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並不缺乏，至少在適當的時機將得以爆發。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一直所恐懼和擔心的。◇
作者 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