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亡齒寒 榮辱與共

⊙馬文都
安徒生講過這樣一個寓言。
從前有兩座大山，每座山頂各有一個古堡，古堡裏的人每當要吃飯時，便吹起號角。在兩座大山之間，是一條狹長的山谷，這一天來了一個飢腸轆轆的人。這時，左邊的古堡裏吹起了吃飯的號角，他立刻向左邊的山那邊跑去，但是到了半山腰號角突然停止了，此時右邊古堡裏吃飯的號角也響了起來，他想：恐怕我還沒有跑到山頂上，人們就已經把飯完了。其實，左邊山上的人們才剛剛開始吃飯，他就趕緊跑下山，向右邊的那座山跑去。
可是，當他剛剛跑到右邊山上時，左邊的號角又吹了起來，而右邊的號角卻突然停止了，他又停下來想了想，便又掉頭跑下山去，朝左邊的那座山奔去，他就是這樣在兩邊反覆跑來跑去，直到兩邊的號角聲都停止了，最後他跑的又累又乏，卻連一點飯都沒有吃到，因為兩個古堡裏的人都把飯吃完了。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寓言中的事，只要我們把自己與寓言中的主人公互相對照一下，我們就能明白誰對誰錯，誰是聰明人誰是大傻瓜。
前天，在網上看到，任畹町先生的一篇呼籲，大致意思是這樣的：他的出行再度受限，同時還遭來尾隨他的人的大罵與呵斥，且呵斥中竭盡對他本人的不尊，就差把他罵個狗血噴頭了。於是，他在沈默中爆發了，老任是前輩，我一向很尊重他，他的謀略和大家風範的確令我所不及。但從那篇文章上看，他似乎對自身的處境與面對著的那個機構缺乏正確的評估，所以才突然覺得那些隱形人怎麼變得野蠻起來了，不再像過去一樣的以禮相待了。其實，那些隱形人多少年來本質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變化的是我們自身對自我的正確認識。
由此，想到了耿和，在對她的報道中可以看到，當老高被非法拘禁後的近兩個月的時間裏，面對丈夫被非法拘禁，她選擇了沈默與所謂的配合。其後，在遭到隱形人野蠻的暴打之後，使她清醒了，她才知道沈默和所謂的配合，是在斷送自己的自由與出讓自己的權利。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危險的交易，是很難等價的交易，這一選擇的結果不但失去了自己某些應該得到維護的權力，同時也使她失去了為老高營救與呼籲的大好時機。

自高律師被非法拘禁後，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嚴厲的打壓，使我們對高律師的救援受到了限制，除了這一客觀條件的限制外是不是也存在一種觀念上的錯誤呢？也就是犯了那個聰明人的錯誤呢？在那段時間裏，在那段打壓高峰期的時候，選擇沈默、避讓、觀望，這無疑會助長他們的囂張氣焰，使他們能有機會把我們身上捆綁的繩索勒得越來越緊。這時，他們就能夠得以從容的拘捕郭飛雄，關押嚴正學，在全國範圍內限制住他們認為有潛在危險的敏感人物，在他們認為這些措施行之有效後才敢於秘密審判高律師。這使我想起了二戰期間，面對法西斯德國一些國家的態度；法國採取了「綏靖政策」，號稱「東方幽靈」的前蘇聯還和納粹德國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可這些作法並沒有使法西斯德國的侵略擴張野心有所收斂，恰恰相反，卻反而使他們侵略擴張的野心越加膨脹。結果，法西斯德國能輕易的橫掃大半個歐洲，前蘇聯幾百萬無無辜的眾生慘死沙場。

面對強權，面對高壓，不乏有許多聰明人都在做著聰明的選擇。也正是在這種嚴酷的現實下還是出現了鐵肩擔道義的人物，像胡佳兄弟，他說的很好：「即便我付出所有的一切，高律師這件事我要管定了」。

在打壓最嚴酷的時候，胡佳兄弟能夠冒著被定為高律師同案的風險，為溝通家屬與外界的聯絡做了許多實事，也正是這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局的做法起到了制約的作用，如果我們大家都能夠像胡佳兄弟一樣，那他們無法無天的惡行是不是會得到遏制呢。
我在78年參加「11.25討論會」至今已近三十個年頭，在這些年裏，在每一次大的事件中，其實都有聰明人與傻人的表現。就拿78年底來說，在《北京市委通告》下達後，「民刊」內部就出現過兩種選擇，一種是堅定的邁出民主的步伐，一種是保存實力，待局勢緩和再做。「六四」同樣如此，在撤與留在離天安門廣場上，在「高聯」內部也發生了大的分歧。現在同樣如此，在民主陣營中，已分出了很多流派，在對待一些問題上也是各執已見，正是這樣一種現狀才為某些機構所利用，使那些機構能夠針對一個個的個體進行打壓。高律師從遭到秘密拘禁到被秘密審判，當局的這一陰謀能夠得逞，正是他們利用了各派之間的這些不同的知見。

這次當局能夠秘密的審判高律師，與我們整個民運陣營中在這一事件中的反映是有直接關係的，也就是說，在這次事件中當局沒有遇到勢如洪流的反擊，也沒有出現那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續的吶喊。這次當局能夠冒天下之大不違對高律師進行秘密審判，可以說是民運陣營中救援工作的一次敗筆。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避其鋒芒，能夠自保。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我們面前就有兩個很好的例子，在高律師被非法拘禁後，胡佳始終就沒有停止過為高律師呼籲和對外進行聯絡，結果怎樣，他的通訊工具和網路並沒有長時間的受到破壞，其原因就在於胡佳與曾金燕面對那個機構的打壓與迫害從來沒有停止過吶喊，也從來沒有妥協，按照那個機構的說法，他們夫妻倆是選擇了不合作的態度。也正是這樣的吶喊，這樣無我的反抗，才使那些個迫害他們的人有所收斂，有所顧忌。耿和在高律師被拘禁後，被迫採取了一種忍讓的態度，結果，那些迫害她的人就更加肆無忌憚起來，直到對耿和大打出手。任畹町前兩天遭到那些隱形人的污辱，對他來說是從未發生過的。不可否認，在過去與那個機構對峙當中，不管是出於策略還是出於哪種考慮，他採取了一種寬容與忍讓的方式。正因為如此，多少年來，他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度。由此，他可能就認為那個機構及那個機構裏的人對他還是能夠另類處理或者說是另眼看待。但前兩天他與那個機構的人發生衝突中，那些人不慎說出的心裏話，我覺得這是好事，也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的尊嚴與威信掃地，更沒有必要對此事那樣的大驚小怪。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自從我們每一個人走上追求民主；為在中國早日實現民主社會而奮鬥的道路後，那個機構就從來沒有給我們以應有的尊重和維護過我們做人的基本權力，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仍會是這樣。我們如果想要得到尊重，享受到人權的保障，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為了民主社會的早日實現而不懈的奮鬥。

前幾天，外地一個好心的朋友要幫我辦政治避難，要我早日離開這個國度。據他透露，在二00八年「奧運」前，我和那些願意或者不願意與那個機構合作的人或說是配合的人會遭到更加嚴厲的打壓，監獄的大門已為我們打開。無論這一說法是否屬實、合理，但我覺得這個朋友比我們許多所謂聰明的朋友更加聰明，他是真正的聰明人，因為他看清了事情的本質。在任畹町先生重病時我專門寫過一篇為他籌資手術的呼籲文章，在那裏我提到了「唇亡齒寒」這個典故。現在面臨的仍然是這個問題，能否成功的營救高律師，這已不是為一個個體事件作反應的事了，它關係到今後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問題，今天當局能夠成功的運作秘密拘禁、審判他一個人，今後就可能會要照此辦理的運作進去一批人，這裏面就包括你和我，當局已經把他真實的面目示現給我們看了，難道還不能引起我們足夠的警醒嗎。

我在過去就和朋友們談過，不論你和那個機構採取那一種妥協的辦法，那個機構對你的看法是不會變的，因為這是政治。我不希望我們其中的一些人真的象安徒生寓言中提到的那個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