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六) ──（5）

作者／心緣
民主黨派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輪流執政」的意見自然就提了出來。不過，各黨派的領導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並不認為那是現實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出這個意見。章伯鈞、羅隆基、龍雲、黃紹弘、陳銘樞、章乃器等所有「國家級」的大右派分子無一人主張「輪流執政」。

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

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此外，新聞界也提出了新聞自由問題，文藝界提出了對黨干預文藝演出的批評。吳祖光曾諷刺說：「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裡哀的？」（《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頁。）教育界提出了黨對學術研究的控制。畫家，音樂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

而且，在全國各個高校，都出現了針對中共的激烈的言辭和行動。比如，6月2日，北京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份大字報行文不甚通順，不像從容寫來再加潤飾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在感情衝動的情況下草草揮成，所以顧不上遣詞造句：

「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算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

隨著鳴放言論的激烈，中共亦開始準備行動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並發至黨的高層，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了。毛和中共已經決定收網了。不過，毛和中共為了將「反黨分子」一網打盡，在收網前，依舊上演著彬彬有禮，虛心傾聽的一幕幕。

5月25日，早已聽到反右風聲的作協主席周揚甚至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其態度之誠懇，使任何善良的黨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產黨正在暗裏佈羅網。

所以不諳陰謀伎倆的作家、《文藝報》副總編輯蕭乾直到6月1日還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認真地討論實現「百花齊放」之道。他要共產黨對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會慢慢放開啦」。但是仍有許多知識分子不相信中共會陽一套，陰一套，這是因為他們太不瞭解中共的歷史了。

有人為中共狡辯說：毛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是毛早就預謀好的。我們可以看一張時間表：5月15日，毛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後才有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龍雲的「反蘇謬論」

（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23日)，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等。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據粗略估計，凡因為「鳴放」而當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已悄悄開始變調。

譬如6月6日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6月7日的文章說「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時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場規模空前、比兩年前的「肅反」遠為酷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