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4）

作者／心緣
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中亦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彙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高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

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疊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1942年7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1942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據統計，1943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

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只需稍稍比較一下，1949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當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簡評中華民國政府在 艱苦抗戰中的建國成就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讓自詡為是人民的政黨的中共汗顏，足以讓大陸人民清醒中共到底是甚麼貨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