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解體黨文化》緒論及第一章

（接紀元論壇）
而當今中共拚命宣傳其經濟成就，實則為「唯物主義」的另一種翻版。鄧小平稱之為「三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裏我們絲毫看不到道德和文化建設的影子，而許多民眾也以生活水平的提高或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為中共的統治辯護，即用執政的有效性來代替執政的合法性，用物質領域的虛假繁榮掩蓋精神領域的實際沉淪和將來的隱患危機。

在此過程中，中共不斷宣傳建設成就、崛起、「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用誇大的、不計道德後果和生態後果的所謂經濟發展讓中國人認可並接受「黨的領導」，並把一切腐敗現象、生態破壞、黑社會、毒品、妓女、賭博、走私等問題一律歸結為發展中的問題，並不加論證的稱這些問題都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解決。

換句話說，黨文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昇華、文化繁榮，這種徹底的黨文化「唯物主義」思維方式，已經被我們親眼所見的與幾十年改革開放伴生的政治腐敗、專制橫行、道德淪喪、文化凋零、司法系統淪為專制幫兇等現象徹底證偽。

中共用經濟發展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常常陷於一種兩難的困境中。當你指責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缺位，信仰、言論、結社等基本自由被國家暴力殘酷而無恥的剝奪時，中共會以經濟不發達、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質差為理由。

果真如此嗎？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上面的兩句話看來似乎是今天的民主人士為中共不肯實行民主而撰寫的批駁文章，實則出自中共自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只不過印刷時間分別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
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從來不認為民眾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是實現民主的障礙，而現在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總要比抗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期間好得多，因此要麼中共的「唯物主義」是假，要麼經濟發展是假，要麼二者可能都是假的，但絕不可能都是真的。

3）強制宣傳唯物主義的必然惡果
黨文化的「唯物主義」，最初表象為「暴力崇拜主義」。因此我們看到——
馬克思：「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恩格斯：「機關鎗、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
列寧：「暴力比100次辯論更有效。」「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林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一夜之間可以打倒。」
現如今，黨文化的「唯物主義」進一步派生出「物質崇拜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它引導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墮落。當代中國眾多的「知識份子」匍匐於中共暴力鎮壓和金錢收買的面前，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中共按照「物質決定意識」的「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人權進步的充要條件，也就是說：因為經濟不發達，所以就不能有人權；等經濟發展了，人權自然就會有。這兩個結論顯然都是不成立的。

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等都屬於消極權利，即它不是要求政府做甚麼，而是要求政府不做甚麼。消極權利與經濟發展毫不相干，譬如一個人即使吃不飽肚子，一樣可以說話，一樣可以喊餓。

相反，當政府需要干涉這些自由的時候，卻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和人力物力。為監視和限制民眾的網絡信息自由，僅金盾工程一項，中共就至少投資了8億美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信息顯示，希望工程實施15年來，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25億多人民幣，即3億多美元，還不到金盾工程的一半）。這說明，中共一方面稱國家不富裕，民眾教育水平不高，因此拒絕實行民主，而另一方面限制民眾的自由時卻一擲千金。中共豢養了數萬的網絡警察、網絡特務，內部報告稱鎮壓法輪功的費用相當於一場戰爭。

另一方面，香港人均收入高達24,750美元，其教育程度也遠高於內地，而香港哪怕有50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普選特首，中共仍然拒不答應。北京人均GDP在2005年達到5,457美元、上海預計2007年人均GDP可達7,500美元，廈門、廣州、深圳等地的人均GDP也早已達到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然而不要說普選市長，即使普選一個區長都不可能，由此更可看出，所謂「經濟發展」不過是中共懼怕民主的遮羞布而已。

迷信暴力和金錢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對鎮壓的信心也來自於它的「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否定道德的作用，認為沒有超越於人類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謂道德都是從屬於某一個階級的，而在中國，道德的定義者和闡述者自然就都是共產黨。中共對道德翻雲覆雨的做法讓普世道德在政治運動中徹底顛覆。「道德多少錢一斤」，此乃黨文化教育出來的「唯物主義者」典型的思維邏輯。

唯物主義帶來對生命的漠視。由於不承認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認肉體要素，因此恩格斯認為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一個人死了，不過是一堆蛋白質改變了存在形式而已，沒甚麼大不了的，這是共產黨殺人的重要理論基礎。

唯物主義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惡後都會良知難安，恐懼於神明鑒察、因果報應。而無神論者行惡卻沒有任何顧及，正如毛澤東所說「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如果沒有了神，能夠懲罰人的只有人間的暴力，而一個人或組織本身就是人間暴力的掌握者，那麼還有甚麼惡事是不敢做的呢？

3．否定傳統文化
1）否定傳統的歷史觀
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後，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歷代修史之人都為當時之大儒，要求兼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記事之後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類的評論，這類評論體現了作者站在儒家觀點上對一件事情的是非評斷。因此，中國的史書不僅僅記錄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也不僅僅是包括了當時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業、兵法、音樂、科學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統。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
1950 年，中共剛剛奪取政權就開始批判電影《武訓傳》。武訓出生於清朝末年，出身貧寒，曾隨母親行乞度日，受盡屈辱。他深切的體會到窮人必須讀書識字，因此不惜幾十年行乞為傭，一分一厘的善款都不敢妄費，只為籌辦義學。該片於1950年10月由崑崙影業公司完成。影片公映後，毛澤東於1951年5月20日為《人民日報》寫了《應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認為武訓「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毛認為應「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由江青等人撰寫的《武訓歷史調查記》，污蔑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隨著對《武訓傳》的批判在全國展開，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也由此開始。

回顧歷史的時候，許多人覺得毛澤東對一部電影大動肝火實在是小題大作，而實際上作為「黨文化」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深刻的知道對《武訓傳》的討論之所以能夠展開，是因為還有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認同武訓所致力推廣的儒家傳統文化。

毛澤東對於歷史的看法是「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因此跟風的史學界的一些人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一概否定，除了起義的農民領袖外，無論是傑出的帝王，還是文人、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等等一概罵倒。
這種看法也受到翦伯贊等史學家的抵制。後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判翦伯贊，稱要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研究」，「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高高舉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勇敢的去佔領和鞏固歷史研究領域裏的一切陣地。」

毛澤東看後大為欣賞，稱讚說「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之所以要「學問少」的，就是因為他們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毛正好利用他們來整肅學術權威，砸爛傳統文化。

2）按照中共統治需要來解釋歷史
共產黨總要為自己的存在和統治找一個藉口。離開了中國傳統的「奉天承運」和「仁政」思想，共產黨為自己編造了另一個東西——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鬥爭」的結果。解釋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結果，並「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

如果看看中共的教科書，你會看到它對於歷史的演繹完全是從其統治需要出發的。比如中共靠農民起義造反奪權，那麼所有的農民起義就都被賦予了正面色彩。儘管黃巢殺人8百萬、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幾百萬人，洪秀全做了很多殺人和淫亂的事，在中共那裏也都是作為正面的形象宣傳。秦始皇搞焚書坑儒，暴政甚於紂王，於是毛就給紂王和秦始皇翻案。鄧小平搞改革，於是專門以詭謀和殺人為事的商鞅就成了改革家，並在歷史教科書中以很大篇幅正面介紹。

而在歷史上另外一些為民請命的人和教育家，如武訓、海瑞、孔子卻先後成了中共批判的對象。
中共在建政後大殺功臣，從「高饒事件」到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彭德懷、賀龍等中共元帥都被迫害致死。於是中共的歷史教育就極力要給人這樣的印象：皇帝登基後就有殺功臣的「傳統」。
事實上，秦始皇並沒有在登基後殺掉王翦、蒙恬這樣的開國元勳；漢初韓信、彭越、英布也都是死在呂後而非劉邦的手裏，張良、蕭何、樊噲、陳平等功臣都安然無恙；隋主楊堅沒有殺功臣；唐太宗不但沒有殺功臣，而且將他們的畫像供奉在凌煙閣中受祭祀；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沒有殺功臣；忽必烈、順治和康熙都沒有殺。唯一一個大殺功臣的朝代是大明，還有不成朝代的太平天國。因此這根本就構不成歷史傳統的主流。

中共對於歷史胡亂篡改和解釋，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它的邪教政權，「黨文化」自然也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中共對歷史的劃分機械照搬馬克思從歐洲歷史研究得出的劃分社會階段的方法。
舉例來說，所謂封建社會即封地建國。周武王分封諸侯，建立了8百個諸侯國，這才是封建的本義。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分封、置郡縣，中國成為皇帝君臨天下的集權國家，既非封建、亦非資本主義，於是中共的「歷史學家」削足適履，硬把秦朝至清朝的兩千多年歷史說成是封建的歷史，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國家說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其目的無非是想把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國歸為資本主義，把中共建立的偽共和國稱為社會主義，由此解釋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如是而已。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並不存在共產黨「階級鬥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共產黨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完全從階級立場出發。對於那些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3）否定和睦相處，宣傳中共的鬥爭哲學
中共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社會，「治理」國家，因此奪取政權後就要儘快對每一個人劃分階級。

1950年8月20日，政務院公佈《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全國農村全部開始劃分成分。
按規定，凡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為地主。其主要剝削方式是收取地租，佔有或租人土地、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及活動資本，參加小部分勞動但主要以剝削僱傭勞動為生的為富農。佔有或租人土地、有相當工具、直接從事勞動並以此為生的是中農。租人土地來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富農剝削的是貧農。全無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是工人（含僱農）。

劃分階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鬥爭」。
共產黨知道它的一套「鬥爭」歷史觀難以被中國人所接受，其結果就是它執政的合法性缺失。中共採取了「誘之以利」和「捆綁殺人」的兩手策略。

所謂「誘之以利」就是讓跟著中共走的「貧下中農」獲得土地。這種獲得並不長久，中共在1955年就通過「農業合作社」的方式剝奪了農民對土地和農具的所有權。然而在土改期間，確實收買到了許多農民的支持。

與「誘之以利」同時進行的是「捆綁殺人」。陶鑄號召「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一戶都要參與到對地主的鎮壓運動中。整個中國當時有2百多萬地主死於非命。這種參與把「鬥爭」的思想灌注到人的心中。

在城市中劃分階級，則是為了挑動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在戲劇界劃分階級，則是要挑動跑龍套的「底包」對名角的鬥爭，等等。

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並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並存，佛教的禪宗、淨土、天台、華嚴等不同的宗派並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鬥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並非為「鬥爭」而鬥爭。這裏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鬥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於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
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鬥爭對象。

4）實踐「假惡鬥」
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稱為「真人」，然而道家修煉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經》中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就是說天道並無偏私，一直會幫助善良的人。道家當然對「忍」也很重視，《道德經》中「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大國者下流」（這裏「下流」指要像水流向低處一樣，保持謙下的態度）等教誨俯拾皆是。

佛家以修「善」為本，然而也非常重視「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萬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條就是「忍辱」。當然佛教中也修「真」，入佛門受戒，最初級就要求「不妄語」，不能說假話。

孔子主張的「仁」與「信」體現出「善」與「真」。孔子主張：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指貪得無厭）。這三戒需要涵養人的「忍」。

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假、惡、鬥」的歷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過的檔案法第十九條規定，一般檔案超過30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閱，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開放涉及抗日、內戰、鎮反、土改、大饑荒等歷史檔案、不敢公佈毛、周與斯大林簽訂的中蘇密約，無非是害怕用謊言掩蓋的罪惡曝光而已。
共產黨的「假惡鬥」相輔相成。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中共都是「假惡鬥」並用。譬如批《武訓傳》，就是用說假話的方式將武訓說成是「大流氓」、「大騙子」等，然後就是用致人於死地的「惡」來「鬥爭」。從起家開始到今天鎮壓法輪功，中共的「假惡鬥」手段已經磨礪得相當成熟，並將此手段深入到中國每個人的心中。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人性中有一些超越種族和國家的基本的東西，比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與人為善，為他人著想，家人之間的親情倫理等。

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於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彙——「人性論」。對於黨員來說，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而對於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慾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紅燈記》裏的李奶奶、李玉和和李鐵梅是三個家庭中的人物，靠著階級友愛成了一家。小兵張嘎和《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從來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孤兒，失去了父母的照顧反而讓他們在「革命風雨」中歷練成熟，並有「革命大家庭」的階級友愛成為親情的替代品。《平原游擊隊》的主角李向陽在最開始的版本中還有一個母親，回家鄉李莊的晚上，推開門的時候還喊了聲「娘」，而母親則迎上來說：「向陽子，隊伍都來了？」文革的時候改版重拍，去掉了李向陽的母親，稱呼也從「娘」變成了「大娘」。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