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 華夏歷史真貌：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爲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達南昌的譚延闓、張人傑等人，即於1927年1月3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武漢僅設外交、交通、財政三部，鮑羅廷、徐謙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後，武漢、南昌對臨時聯席會議的存廢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遷移，雙方各執己見。爲了平息內部紛爭，南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2月8日議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此後，又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6日，譚延闓自南昌到武漢。

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闓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中共黨人和國民黨極左派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闓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爲「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爲被打倒的對象。

20日，國民政府新委員就職。汪則於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漢口，復任國民政府主席。

蘇俄和中共利用北伐
發動工農革命

蘇俄和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決定反對不成，就要利用北伐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的，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爲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産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爲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産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佈「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産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産，皆爲逆産，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闓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爲農民協會所槍決。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

◇
　

 作者 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