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 華夏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明朝（六） —（2）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曆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蕃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煙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他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中葉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曆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不過，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後，一些不滿改革的官員群起攻訐，抄沒了張居正全部的家產，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壞，但尚能維持中興局面。

萬曆二十年後，神宗怠於朝政，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中興局面漸漸消失。官場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十分嚴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汙腐化，許多衙門缺主管長官，政事無人處理，吏治敗壞到極點。同時，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開礦，借此勒索。而此時日本豐臣秀吉侵犯朝鮮，明朝派兵數十萬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卻敵，耗費了大量錢糧。神宗後期，政治更趨昏亂。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她生的兒子常洵作太子。許多大臣為維護傳統，要求立長子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上爆發了「爭國本」的鬥爭。吏部郎中顧憲成在鬥爭失敗後，罷官回故鄉無錫，他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聚會講學，評論朝政得失。許多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要求改革朝政。東林黨人還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劫奪。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在東林黨等支援下，立為太子。東林黨和其他黨派的紛爭更加激烈了。◇
作者 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