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天亮

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是蘇聯東歐各國的劇變,幾乎都有政府內部和政黨內部高層的配合。比如匈牙利事件,是

1956年總理納吉宣佈放棄一黨制度,實行自由選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任捷克第一書記的杜布切克發起的,他平反史達林大清洗時代的冤假錯案,釋放被囚禁的知識份子,放鬆對新聞媒體控制,鼓勵自由的學術討論,允許公民自由出國,鬆弛對宗教的監控;波蘭的團結工會是當時波蘭共產黨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同意其合法化的;保加利亞的變革是從領導人日夫科夫跟隨蘇聯搞改革開始的等等。那麼中共在選擇領導人的時候,就儘量挑選那些在鎮壓人民過程中欠下血債的,或者貪污了巨額公款的,因為這些人沒有可能與民眾妥協,否則他們自己就會面臨清算。

我們從表面上看,為了避免下台,中共可以說算無遺策,封死了所有它可能想到的變革之路,它寧可捆綁中華民族一起死亡,也不肯主動退出歷史舞臺。但是人算總是不如天算。在中國出現了《九評共產黨》和退黨大潮。

二、《九評》的力量

人做一件事情可能出於兩種考慮。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對於君子來說,讓他做一件事情,曉以大義就足夠了。一般人呢,會有利益的考量,所以除了曉以大義之外,還要曉以利害。《九評共產黨》在這方面做得很完美。一方面,《九評》指出了共產黨的罪惡,包括屠殺

8,000萬同胞,出賣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那麼一個有良知的人就可以做選擇了。另一方面,《九評》也講清楚了,中共在捆綁中華民族走向毀滅,在中共週期性的殺人運動中誰都可能是受害者,從普通百姓到國家主席、黨總書記,沒有人是安全的。那麼人即使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也應該解體共產黨。

更難得的是,《九評》從道德的高度去闡述中共的罪惡。中共從奪取政權之後,控制最嚴厲的,就是意識形態。這種控制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壟斷真理的解釋權。也就是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你不要用傳統的價值觀去衡量,而要唯中共馬首是瞻。所以,每次中共搞運動都要全民表態,人人過關。幾十年下來,人們的道德標準都被扭曲了。衡量對錯不是憑良心出發,而是以中共的政策為標準。中共還給人系統地建立了一套黨文化,完全是為了統治人、馴化人,扭曲人的善惡標準為目的。過去有很多人批評中共,用的都是中共的話語系統、思維方式和善惡標準,這就沒有把中共的邪惡說清楚。《九評》完全跳出了黨文化的圈子,他真正用一個普世價值的標準去衡量中共。

大家可能聽過一句話:孔子作《春秋》,書成而亂臣賊子懼。為什麼呢?因為《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說看了《春秋》,人就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是人衡量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真正善惡標準。那麼亂臣賊子的行為一對照《春秋》就知道錯了,他們的狡辯就沒有市場了。《九評》對中共的辨析,也像《春秋》對亂臣賊子的辨析一樣,這本書一成,中共的意識形態就土崩瓦解。中共所有做的壞事就曝光在世人面前,它的一切狡辯都沒有人聽信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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