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涵

香港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在他的文章「浮桴記」中提出一個問題：

 「黨員可不可以長期堅定地反對黨的一些重要基本政策和行為，而依然可以被當時的黨領導視為忠誠？」

劉賓雁的報告文學

 「第二種忠誠」已經寫下了答案。書中的主角之一陳世忠就是長期不斷地向黨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他自1963年開始寫信給毛澤東， 「評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更於64年在獄中帶淚寫成3萬字的長篇文章 「諫黨」，指出中共在路線上，方針政策上的錯誤，苦口婆心規勸毛主席不要推行個人崇拜，向黨中央冒死直諫。全篇文章充滿對黨對毛的熱愛之情和完全的信任，文末還寫下： 「向你，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這樣無限忠誠的句子。這就是上一代的第二種忠誠者的寫照。

陳世忠的忠誠，比起那些老實聽話，逆來順受，從無異議，甚至悉心揣摩毛的心思的所謂第一種忠誠來說，無疑是一個

 「革命者」應有之義，然而換來的卻是8年徒刑及6年勞改。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歷史，胡風的30萬言書，使他付出了一生的代價，成為中共史上因進諫而獲罪的第一人，而彭德懷的萬言書，也沒能讓他逃脫悲慘的命運。因此，練乙錚的問題，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練乙錚是新一代的第二種忠誠者。他在 「浮桴記」中給了中共一個忠告：「要逐步容許第二種忠誠，至少在香港也應欣然容許，以體現愛國概念上的一國兩制，讓愛國的原則性在兩制之下可以有不同涵義和尺度的靈活性。」雖然新一代的忠誠者與陳世忠一樣，都渴求中共允許給與第二種忠誠，但他們也有不同之處，陳世忠把毛澤東為首的共黨革命當真，用革命的理論作為武器去批評毛澤東，也就走不出中共理論的窠臼。

練乙錚等這些新一代的第二種忠誠者就有所不同了。他們接受西方教育，認同普世價值，更有科學頭腦，向中共表忠的建議所持的理論均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觀。練乙錚更用船體的初階穩定和二階穩定理論勸戒中共。如果陳世忠們用中共所認同的，熟識的革命理論和語言也未能使他們幡然覺悟的話，那麼用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能改變中共嗎？練乙錚在中央政策組的遭遇，也為他的忠告提供了否定的答案。

為甚麼有那麼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個人利益，像飛蛾撲火般去做一個第二種忠誠者？除了其本身的愛國愛黨情意結以及為國獻身的熱切之心外，也許是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透，不知道那一套自由民主，全民政府，第二部門等的道理，正正就是擊中中共心臟的東西。當中共為維護其一黨專政像維護其頭顱一樣重要的時候，那些建議者哪有不被打成 「反革命」的？

程翔的情況就更為複雜，他在

 「六四」已經背叛過一次，中共還能信任他嗎？程翔還可以做第二種忠誠者嗎？中共歷來對背叛者的懲罰比敵人還要利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也許我們的知識分子都太自信，相信憑自已的學識，視野和膽識，總可以改變中共。

其實，在共產黨的字典裏，從來都沒有

 「第二種忠誠」這個詞語，那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地製造出來的。共產黨要的是絕對的忠誠，要的是在維護黨權，保障專政範疇內的建言，離開了這個範疇，就難以被稱為 「忠誠」了。

以目前的形勢看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自由民主化，我們還正處於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由外因迫使內因變化的過程。體制內的質變，有賴體制外壓力的不斷高漲，眼下，外因是主要的動力。台灣的民主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2005年

8月20日

（轉載自「開放」雜誌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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