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三國時的文化（一）

*文學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建安文學」。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它主要指以曹氏父子爲領袖的建安文人團體，包括曹操、曹丕、曹睿和曹植，以及著名的詩人「建安七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孔融、阮瑀。他們大都死於建安年間，故稱這時期爲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起，一是由於漢末戰亂，百姓疾苦，詩人自身也飽受戰亂之苦，只有借文學作品反映社會實況和個人遭遇。《文心雕龍·時序》論述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二是身爲統治者曹操的提倡。曹操雖執掌大權，但文才過人，並且愛惜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爲中心的文學團體及「鄴下文風」。

三是建安時代的士人思想相對自由，文學觀念有所改變。在著名的曹丕的《典論論文》文中明確的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學具有不朽的價值。曹丕還同時從理論上探討各種文體的要求和特點，作品的風格與作者氣質才性的關係等問題，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先出現的文學理論，而且建安文人對當代作家作品也經常提出評論。《典論論文》對「建安七子」的評論，曹丕《與吳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等，都是討論文學的著名書信，足以證明這段時期文學批評的風氣十分興盛。建安文學的發展，和這時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四是受漢樂府民歌的影響。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大量反映社會民生的新興五言體在漢末出現，建安詩人得以繼承而大量創作。

建安文學的內容主要包括：一、刻畫時代，反映戰亂以及現實的民生困苦，並對百姓寄予深厚的同情；比如曹操《蒿裏行》說﹕「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臣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王桀《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都能寫出生靈塗炭的苦況，使人慘不忍睹。此外，如蔡琰(音染)的《悲憤詩》、徐幹的《室思》六首等，都反映出漢末戰亂帶來的痛苦。

二、反映建功立業的理想。天下動盪，以曹氏父子爲代表的作品中多有反映建功立業、安定天下的壯志。比如曹操《短歌行》結句說﹕「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樣招攬人才，爲國出力。曹植《與楊德祖書》明確的說出自己的主要願望是:「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

三是慨歎人生，反映詩人思想個性，表達胸中憤慨。如蔡琰(文姬)流落匈奴十多年，飽經憂患，才能夠返回中原，所以她在《悲憤詩》說﹕「流離成鄙賤，常恐複捐棄，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寫出流離之後，精神長久不能回復平靜，以致終年懷憂。劉楨《失題詩》慨歎﹕「天地無期竟(完)，民生甚侷促。爲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對人生無常，命如風中之燭，感到極大的苦惱。爲求擺脫這些痛苦，很多建安作家往往轉向飲酒求仙，尋求精神安慰，所以當時也出現了許多宴遊詩和遊仙詩。　

三國魏時又出了七位名人，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因爲他們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在文學上，以嵇康、阮籍爲代表。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他以老莊崇向自然爲論點，說明自己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又如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透過比興、寄託等手法，隱晦的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惡行。

蜀漢文學以諸葛亮爲代表，其《出師表》和《後出師表》迄今依然爲人們所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