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一回來找了我幾個最好的朋友，一個叫帥鵬，他當時是新華社很有名的大右派，是李慎之的好朋友。我和他講了這個事情，帥鵬就說：「不行，不要參加他們的工作，當初把你當反革命抓到監獄去，現在又要叫你做它們的特務，不幹！」帥鵬很直率就和我這麼講，我把他的意見當作一種參考放在心裏。然後我又找到另外一個朋友，叫程天水，他原來是越南《新越華報》的社長，後來也回到中國，他在北京外語學院，我在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你這個事情很麻煩，如果你要去香港，你不和它們合作，那你香港可能去不成，你要好好考慮。」最後我找到我的一位在經濟研究所姓嚴的好朋友，他以前給宋慶玲做過秘書，我請他給我提些建議，他和我說：「你可以假裝和它們合作嘛，但是你去到那邊就海闊天空了，到時候你幹嘛還聽它的話。」後來我就接受了老嚴的意見，和國安部的人表面周旋，答應為它們工作。

這樣它們就想派我到香港去了。在去之前，它們有一個小組，有男有女

6、7個人，來培養我一個人，當時讓我看蘇聯的秘密員警等搞特務工作方面的書，學它們的東西，更多的是要學習、理解中共的政策。不過就在那個時候，魏京生的案件就出現了，我當時同情魏京生，就老是和這些人討論魏京生的問題，學習時間經常變成辯論會，我不贊成抓魏京生。但是它們很有耐心，我這些觀點不成為問題，它們還是要我為它們工作，所以最後我還是去了香港，名義上是探親，實際上是它們派我出去的。

馬列主義出了問題

1980

年8月，我到了香港，香港的經濟繁榮使我大開眼界。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使我有機會拚命閱讀研究政治理論，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出了什麼問題？我發現，列寧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正是問題的癥結，列寧說要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突破資本主義體系，導致蘇聯的10月革命；毛澤東要用農村包圍城市、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走上社會主義，導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理論正是給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根源。出於這些思想，我當時就在香港用各種筆名發表文章，批判、揭露中共。

因不配合中共國安部再次被捕

我在到了香港後，中共國安部要我發揮記者的特長，收集情報，綜合研究各方面對中共的一些看法等等，那時候港幣，美金也給我，中共在我身上花錢。但我就是用這個辦法，「表面周旋，每次回國都是和國安部的人談幾句，它們就會請我吃飯啦，用汽車拉我去玩啦，參觀這裏，參觀那裏，好像保持一種很密切的關係，但我自己知道，只是表面的，我什麼事情也沒做。

到香港一段時間後，自然要找個工作做，不然我自己也站不住腳，雖然它們給我錢，當時生活沒有太大問題，但是不能夠總這樣，一個人在那邊沒有職業，但是老是有錢，周圍的人也會發生很多疑問，因為那邊有我的老朋友，他們介紹我在一家法國公司做公關經理，因為我熟悉大陸的情況。

這期間我經常往來大陸，但這時候，我就不再和國安部報告了，太忙了，那麼它們就認為我在有意擺脫它們，所以我去到哪裡它們都會監視。到

85年的時候，在我要回香港的時候，它們就在飛機場抓我。我問它們：你們為什麼抓我？它們說：你到了公安局就知道。到了公安局後，它們搞得很恐怖，對我進行精神威脅，電視、採訪一大堆，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一樣，說抓到了大特務，我本來是中共的特務，它們要把我說成是替外國工作的特務在中國進行活動，要給我栽贓，用這個辦法威脅我。可是我不怕，我不是特務嘛，我又沒幹它們說的那些事，我不怕它們，我就罵它們，我說：「你們這些人給我滾蛋，如果你們在這裏拍攝、照相，我根本就不會講話。」這些人給我一吵一鬧它們就走了。

在審訊我的時候，中共方面有一個白頭髮的老傢伙，聽他的講話就知道，他對審訊工作很有經驗。他向我提出，第一，你要繼續和我們合作，馬上回香港，我們再派人和你聯絡；第二，如果你不和我們合作，我們要你坐牢。我考慮後回答它們：我寧願坐牢，不和你們合作。當時我自己有一種好奇心，我也不怕坐牢，我沒有什麼事嘛，出於做記者的好奇心，我想通過這次坐牢，把監獄的情況瞭解一下，我當時想，最多幾個星期它們就會放了我。

以「變造證件」罪被判刑2年

但是它們沒有放我，後來審判我的時候，給我定了一個「變造證件」的罪名，說我變相的製造偽證件，實際上我沒有變造過任何的證件，但是它硬給我加上這個罪名。所以在審判我的時候我就對那個法官講：「今天你們審判我，明天我就到國際輿論上去審判你們。」法官說：「你不能抹黑我們的祖國。」我說：「你們可以做得出來的事情，我為什麼不可以講？誰在抹黑誰？」它們理虧呀，就拿出一大堆《爭鳴》雜誌，問我哪一篇是我寫的？我當時有在《爭鳴》上寫東西，有的用真名有的用筆名，清清楚楚，這也沒什麼可隱瞞的。這樣我就被它們判刑2年。

後來它們讓當時陳雲老婆的妹妹，找到我太太，讓她來做我的工作，讓我低頭認罪，說認了罪就可以馬上放出來了，但我和它們說：我不認罪，不但不認罪，你們還要賠償我的損失。那當然不可能，所以我不得不坐了2年牢才回到香港，那是

1987年9月9日。

對中共不再有幻想

1989

年，那時我正在《爭鳴》雜誌工作，中國的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生運動興起，3月29日也正好是魏京生被監禁10週年，我寫了一篇《為真理平反》的文章，然後參加了在香港組織的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去，要求釋放魏京生和所有的政治犯，當時劉千石、劉慧卿等人都在這個團裏。我和他們一起到北京去，但第一站是天津，結果到了天津，其他6個人都可以進去，我就被趕回來了，它們找藉口說我的回鄉證沒有蓋印，就把握遣送回來，結果引起全香港和全世界許多報紙都來採訪我，我的孩子當時正在澳洲讀書，他都看到了我的消息。

經過這個事情以後，我對中共的認識更進一步了，我就是覺得有責任，要把中共的醜惡揭露出來。一直堅持在刊物上寫文章。我有一個姓吳的朋友，是中共派駐香港的負責人，我們兩人經常交換意見，得出一個結論：中共是一個黑社會，更深一步來講，就是黑手黨。它想關誰就會關誰，想殺誰就會殺誰，沒有半點道理可講，這個政權我們對它不能再有幻想。

97

之前，在91年我就申請來美國了。

我覺得《大紀元》的《九評》寫得很好，當《九評》發表以後，我在德國的、在法國的、在澳洲等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告訴我：「你趕緊看。」我原來還是不大想看，原因是我覺得：他講的東西我都知道。我在中國的時間這麼長，在越南對共產黨也很瞭解，這些事情我不用細看了。誰知道我翻了這9篇文章，看後覺得非常好，寫得非常尖銳，我非常認同這些觀點，對中共我們是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可以說，只有那些不明不白的，頭腦糊塗的人，才會存在幻想。所有的人都應起來「反共」，為什麼要讓這麼一個邪惡的黨，這麼一個黑社會、黑手黨還在統治中國呢？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反對它，而且這種反對是很應該的，很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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