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讀書劄記（五）

《穿越生死》具體地展示了王玉芝個人，以及這個群體所經歷的迫害，成千上萬的人為之流出的血。

我相信，這是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第一次由於無法制服而「失手」迫害致死人數最多的一次運動。當然，如果當年右派們敢於堅持自己思想而反抗，迫害會更加殘酷，但歷史的真實是，右派們強項抗衡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個人，而法輪功卻是成千上萬的人。當然，也可以說，如果不是發生在99年，那這次鎮壓將會更加殘酷，死亡的人也會更多。

王玉芝女士這一批人是文化衝突中的殉道者。這是近百年來的一次殊死的文化決鬥，是中國文化經過幾十年來極權主義極左的摧殘，極右的蹂躪後，在百年的曲折後，置之死地而後生，重新從廢墟中發出的抵抗，這種抵抗不僅是對極權主義的抵抗，而且在更廣義上是對近代西方現代化對人類異化的一種抵抗。

這麼多的人為了生活、信仰流了血，社會產生如此大的震動，甚至時代、世界可能由於它引起變化，我認為作為一個敏感的知識份子除了在上述問題外，還應該從中感悟到更多的東西。為此，在結束這篇讀書劄記的時候，我願意再次討論幾個知識份子關心的，更廣泛的問題。

（4）《穿越生死》一書，應該使我們看到，中國知識精英們在對於當代從西方引進中國的極權主義的所謂反省中，所謂的「中國文化中沒有宗教」，「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沒有……」所有這一切批評，在王玉芝女士的書中都已經做了明確的回答。

我自己不是法輪功學員，但是法輪功對我來說，和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樣，是人間的一種對生命、對生活的信仰，一種對生命和自然、宇宙的認知。我既不認為自己比法輪功高明，也不認為法輪功一切都是唯一正確和好的。但是，在我和法輪功學員的聯繫和接觸中，我發現他們身上存在的，令我非常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相比，我對法輪功的更容易熟悉和瞭解。

在《穿越生死》一書中記述了一些神秘現象，這些神秘現象也成為一些知識精英攻擊法輪功為邪教的證據，但其實人們只要稍微公正一點，就能夠看到，基督教，及其信徒中的宣揚的神秘現象更為過之。這一點，人們只要看看楊小凱、遠志明等人「皈依」基督教後的文章就可以了。

所以，和任何西方宗教和文化相比，王玉芝女士和法輪功學員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信仰者，追求者，甚至可以說他們更加平和、寬容，由於他們依靠的是自修，因此組織形式更加鬆散，沒有西方那種教會式的組織。這大約應該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但是它大大地避免了那種塵世教會帶來的腐敗、黨同伐異，對人們信仰追求的濫用。

讀王玉芝的《穿越生死》，我們應該看到：法輪功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常的宗教、文化現象！

（5）走筆於此，筆者不得不在結束此文的時候再次強調對自己的認識論和知識論進行反省的重要性。

一位已經來到德國將近20年並且經常為德國報刊撰稿的自由記者，曾經洋洋得意地對筆者說，法輪功問題一出來，99年6月他就說了，法輪功是邪教，而共產黨政府則是在他之後，到9月才宣佈的。這引起了筆者的驚訝！為什麼中國知識界的很多人看到法輪功後自發地認為它肯定是「邪教」呢？

今天任何剛剛從國內出來讀書的人，稍有敏感就會覺察出共產黨社會的整個知識框架不能夠和世界接軌，並且也不能夠和中國傳統接軌。為此，他們必須對一些概念重新認識，重新學習新的寫報告的方法。在探討更廣泛的知識問題，宗教、文化和傳統問題的時候，當然也存在這個問題。

對於那些不願意思索，而一下子就認為王玉芝等人中了邪的人，我認為，是自己中了封閉社會的「邪」。卻偏偏說法輪功是「邪」。

我認為，這是一個中邪的社會，大而廣之，他們不相信任何宗教，任何其他的對生活、對社會、對自然、宇宙的看法和猜測，小而具體，他們不相信人們敢於說實話，敢於反抗狂言，認為只有中了邪的人，才敢於追求。這個滲透在中國知識界每一個末梢，在每一個人的血液中的邪，在人們歌頌新中國，追隨58年的大躍進、66年的文化革命時如此，由於認識問題的方法沒有改變，今天依然存在。

在反省中，筆者更深切地感到，包括筆者自己在內，我們最好的情況也就是對其有所認識，它的全面退出，可能會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這代人過去，下一代人到來。

然而，儘管如此，我的感覺是樂觀的，因為生死之界已經穿過，人們用自己的頭顱和鮮血撞開了文化和精神封閉之牆，中國人面臨的已經不再只是反抗和反對問題，而是如何建設和思索的問題了！

（全文完）

2005年10月5號於德國埃森

【作者簡介】仲維光，1961年到69年在北京清華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間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從此改變了他整個生活。從第一個紅衛兵在清華附中萌芽開始，他就和鄭義等人成為這個紅衛兵的主要反對者。1969年，他放棄了分配在北京工作，為了能夠自由成長而到吉林洮安縣插隊。在插隊期間開始自學哲學，由於探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認識論基礎，70年轉向近代洛克、休謨以來的經驗主義思想，並且同時開始自學數學物理和外語。72年，返回北京後先後在北京86中和29中擔任物理教師。因為身體重病，而在78年不得不放棄自學，考入大學繼續學習物理，83年考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近代物理學思想史許良英教授研究生，畢業後留所工作。88年到德國，後在波鴻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處研究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和思想問題。90年代中期後作為自由思想工作者，繼續研究當代極權主義思想問題，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義，以及其他當代科學思想和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