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郝鳳軍逃離中國經歷（續）

【大紀元訊】出走澳洲的前中共國內安全保衛局官員郝鳳軍，繼續在大紀元網訴說他逃離中國的心路歷程。自2000年底以來，他被中共安排到天津市的610辦公室工作，違心的被逼參與對法輪功的迫害，期間目睹一對無辜母女的慘痛遭遇，令他心碎不已。後來他因堅拒說謊誣衊法輪功，曾一度被關進警察禁閉室，令他深感中共欺內瞞外，痛呼「天理何在」。猶幸天理長存，當他克服重重困難投奔澳洲後，受到《九評共產黨》與陳用林事件的鼓舞，他終於毅然走出來控訴中共的欺世謊言。他慶幸終於找回自己的人生座標：「對正義的追求，是我永遠追求的人生目標」。

以下是郝鳳軍繼續述說他出走的故事：

4、被動成為國保人員　全面接觸各種信仰人群*

2000年10月，由於中共中央為了加強政治穩定，而將各地的公安局政保處（天津市公安局第一處）提格升為二級局（相當於副局級），即現在的國內安全保衛局，將原政保處和610辦公室工作合併起來。滑稽的是雖然它是市局單位，但在從基層往上報名申請調入的卻寥寥無幾。這時悲劇發生了，市局要求各個分局用電腦抽調，電腦抽中誰，誰就必須到市局國保局報到，否則按辭退處理。不幸的是在這個人人都不願意去的單位，我被這一台機器抽中了。

為了養家餬口，我來到了這個新組建的天津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工作，直至2005年2月我逃出中國前。我主管過法輪功及各種被中國政府定為邪教的教派工作。

因為各省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是為了維護所謂國家和社會穩定而新成立的單位，所以中央和公安部對各地國內安全保衛局調撥的經費非常充足，從而給這些局長政委，尤其是分管610辦公室（國保局反邪處）工作的趙月增副局長經常以辦公的名義索取活動經費，大發了一筆財。1999年以前，趙月增原在天津市公安局辦公室任副主任（副處級），後來他先後找人在公安部上層活動，打通關係，立下保證到死「效忠」共產黨後，「榮升」天津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副局長兼610辦公室主任（正處級）的位置上。

那是2001年10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網絡偵查處發現有法輪功學員繞過網絡安全遮罩登錄境外「明慧網」，他們將這一情況通報給了國保局610辦公室的警察，國保局610辦公室一隊（法輪功現案隊）負責偵破此案，他們請求天津市公安局第一處（技術偵查處，原第十四處）協助進行監聽、跟蹤、秘密搜查、秘密抓捕。年底此「103」專案被公安部列為部級督辦案件。

5、目睹無辜母女慘痛遭遇　令我心陷萬丈深淵*

2002 年年初，「103」案件開始抓人了。在這一天裏抓住了79個法輪功學員，另有2個人跑掉了（其中一個叫徐子傲的女孩才13歲，她母親孫緹也在此案中被抓，一個13歲的孩子就這樣流離失所）。2002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單位電話，讓我趕回單位陪同一名法輪功學員看病。我趕到單位開車和另外一名女民警前往天津市南開分局看守所，當我們二人到達南開分局看守所（天津市南開區二緯路）後，看見法輪功學員孫緹坐在提訊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得成了一條縫，當時審訊她的警察是國保局610辦公室二隊的隊長穆瑞利，當時他的手上還拿著一根帶有血跡的螺紋鋼棍（直徑1.5公分），審訊桌上擺有一個高壓電棍。我們進屋後就請穆瑞利出去了，法輪功學員孫緹一下子哭了出來，她要撩開上衣讓我們看，因為她是個女人我就說等我出去，孫緹說不讓我出去，就讓我看看後背，她轉過身去撩開上衣，我被驚呆了，她的後背幾乎沒有皮膚顏色了，全是黑紫色的，並且有兩道長約20公分的裂口，鮮血在慢慢的往外滲。

過了一會，國保局副局長兼610辦公室主任趙月增也來了，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命令我們不許向任何人講這件事，讓我和那位女民警帶她到拘留所醫務室上點藥。一連一個多月我們每天都要給孫緹上藥，在和孫緹接觸的這段時間裏，我幾乎天天都要聽到她詢問自己孩子的下落，也告訴我們法輪功對做好人的理解。當時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我更關心的是她的孩子。一個13歲的孩子沒有父母在身邊，又不能到親戚家（因為徐子傲的所有親戚全部被監控起來了），她在外面吃甚麼、睡在哪呢？我後悔沒能阻止。我內心焦躁不安，淚水奪眶而出。

倆母女的遭遇和我親眼目睹的慘狀常常在我的夢裏出現，令我徹夜難眠，更對中國的前途，和我作為一個警察的前途充滿絕望。後來得知孫緹被判刑7至10年，至今生死未明。

6、同情科學家老人　向中央電視台說真話遭打壓*

2004年春節後，天津市公安局國保局接到一項特殊任務，由610辦公室一隊石何隊長帶領4、5個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莊市辦案，等他們回來時我看見在審訊室裏用手銬吊銬著一位頭髮灰白的老人，後來我才聽說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廳級幹部叫景占義，後來中央電視台記者來到國保局，聽說來採訪景占義，給國際社會看看一個副廳級幹部是怎樣悔過的。

那天採訪是在國保局精心策劃下進行的，因為我當時就在門外，我聽見國保局副局長趙月增對景占義說一定按照他們提供的台詞去說可以給他減刑，否則就再加一條叛國罪，判他無期徒刑或秘密槍決。可憐的這位老人在他們的淫威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上了電視，去無奈的批判法輪功。後來他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就在中央電視台採訪的當天，這位記者從採訪室出來時正好碰上我，她直接把話筒遞到我嘴邊，問我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她可能想再編點素材，而讓她失望的是，我回答的是：「這不是謊言嗎！」這個記者聽後愣住了，我沒理她轉身就走了。

誰曾想這個回答給我帶來了無比的精神痛苦，這件事過去兩天，副局長趙月增找我談話，問我那天記者採訪我，我說的「謊言」是甚麼意思。我當時就直言不諱的說你為甚麼要威脅景占義，他拍案而起說我要造反，我深深地知道在那種環境下我是在以卵擊石，我就一言不發，他讓我想清楚寫好檢查再工作。

就這樣我被關了禁閉，他們把我關在天津市公安局七處看守所（這裏有市局禁閉室專門用來禁閉警察的），當我走進禁閉室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徹底絕望了。

那是我第一次被關進禁閉室，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一間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沒有窗戶，高高的屋頂上有一盞24小時不滅的日光燈，在屋子的角落裏有一個馬桶一直在泛著臭味，在中國北方的天津2月裏是非常寒冷的，而在這間禁閉室裏沒有任何取暖設施，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將近1個月，當我走出這間禁閉室的時候，我的雙手雙耳都已經被凍壞，手腫得像個饅頭，耳朵被凍得不停地流膿水。在這30天裏，我不能給家人打一個電話，我被他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折磨的幾近崩潰的邊緣。為此我就一言不發，一個認錯的字也沒寫。終於有一天我被稀裡糊塗放了出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低調處理，怕我將來把以前法輪功學員孫緹被打等等一系列醜事說出去。

自從我出來後，我就被安排到了收發室天天就是送報紙送信，幹一些雜活，直到出逃出國前。而我的未婚妻也為此事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當他們把我關進禁閉室後，未婚妻和我的母親、哥哥打電話或到單位都是找不到我，他們告訴她我去外地執行任務去了。當時我身心皆碎，他們不講事實，欺騙世人，就連他們自己警察的家屬都要欺騙，還有甚麼他們做不到的呢！！！天理何在！

7、逃出牢籠，嚮往民主自由*

在中國，警察是不允許出國的，要出國得過保密期（在國保部門辭職後需過5年），否則按叛國論處。這樣，我辦護照成了一個大難題，因為不敢驚動單位。我找到我的朋友把戶籍上的工作單位遷到了別的單位，就這樣我於2003年1月順利的到外管處拿到了護照。

2005年2月，我終於申請並拿到了澳洲旅遊簽證，我從簽證下來後就開始準備東西，我於2月14日早上9點趕到北京機場，乘當日飛機前往中國深圳機場，晚上6點30分出關前往香港。

在出深圳邊防檢查時我害怕安檢過不去，因為我身上攜帶的MP3裏存有大量關於中央鎮壓法輪大法的文件，同時打電話告訴家人，如果7點30分我沒往家回電話，就意味著我通不過邊檢，出事了。在提心吊膽中，我帶未婚妻登上香港飛往澳洲的航班，於今年2月15日早晨踏上這塊國家（澳洲──編者按）的土地。

現在，單位已發現我失蹤了，就已經向我的家人施壓，讓我回單位，並許諾說回來甚麼都好辦，最惡毒的是他們同樣到我未婚妻家中騷擾恐嚇。我知道我們不能回去。他們會用極卑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我給單位的辭職信他們不接受，而是將我開除。他們還威脅我和未婚妻的家人，叫我不要「在海外亂講話」，否則小心家人。

家裏人也不讓我往回打電話，因電話被監聽了，就連我未婚妻家的電話都被監聽了。我只有把電話打到哥哥單位。在電話中，哥哥不談家中的情況，只是給我報平安。但我知道他們會面臨的困難和危險。我為給年邁的母親、我的全家和未婚妻的全家帶來這樣的痛苦而內心日夜不安。今天，他們等於失去了親人。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我們還能見面嗎？

8、受《九評》、陳用林感召，決定挺身伸張正義*

我清楚中國政府不會輕易放過我和我的家人，但到澳洲來以後，特別是看了《九評共產黨》後，我感到他深深打動了我，他裏面所寫到的一些文章和事例，我在國內有看到的也有沒看到的，但作為普通中國老百姓是看不到這些文章的。他所講的中國的一些黑暗面也好，揭露的都是事實。看了《九評》之後我就想走出來。

幾天前，在墨爾本的「退垮中共，勿忘六四」公眾集會上，我得知中國駐澳大利亞領事陳用林公開站出來揭露中共滲透海外的黑幕後，深受鼓舞，我認為陳用林作為一名中共的外交官能作出這樣的選擇，我為他感到自豪和驕傲。遂決定站出來用實際行動聲援陳用林。

這裏我想說，中國政府在說謊，謊言來自政府，「新聞」是由政府一手炮製的。然而那一幕幕血淋的自殺和殺人的場面，迷惑了世人的頭腦和雙眼。共產黨奉行的是希特勒的「越大的謊言越有人相信，陰謀詭計不會得逞因為得逞的就不叫陰謀詭計」的邏輯，矇騙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

我慶幸我又找回我的人生座標，我已認定，對正義的追求，是我永遠追求的人生目標。

感謝我的家人和我未婚妻的家人所給我們的勇氣與力量。感謝一切幫助我們救過我們的好心人。

（郝鳳軍口述，大紀元記者李華記錄整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