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前精神病學教授和醫學倫理專業負責人亞倫凱里亞蒂博士警告,通過基因編輯、納米科技等改造人類,把人類當作可以升級的生物技術強化項目的超人類主義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非常深遠,他還描繪了在廣泛的、全社會範圍內推廣這種新的技術官僚範式,將如何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影響我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 

凱里亞蒂:將mRNA 基因技術應用到食品中去,這是繞過知情同意流程的更廣泛提案的一部份。你可以一邊吃沙律,一邊接種對抗潛在生物威脅的疫苗。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Aaron Kheriaty)博士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前精神病學教授和醫學倫理專業負責人,以及《新異常:生物醫學安全國家的崛起》(The New Abnormal: The Rise of the Biomedical Security State)一書的作者。

凱里亞蒂:這個概念是把人當作一塊硬件來對待了,每隔幾個月需要進行一次mRNA或DNA軟件更新。

楊傑凱:我們討論當今醫療界發生的一個可怕的轉變,即從希波克拉底核心原則和知情同意演變到可以說是超人類主義、技術官僚的醫學範式。

凱里亞蒂:這種對人的自由的控制程度,是過去那些極權主義獨裁者只有做夢才能得到的。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 人類一旦放棄核心道德和法律原則 災難將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很高興你能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凱里亞蒂:楊,跟你在一起總是令人愉悅。

楊傑凱:好,今天我們要討論《新異常》這本書,祝賀你這本書的出版!

凱里亞蒂:謝謝。

楊傑凱:無論哪一類強制令,你都是一個有名的反對者,你站在倫理立場上反對各種強制令。請解釋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凱里亞蒂:是的,我反對疫苗強制令,剛開始是想捍衛知情同意原則。該原則認為任何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應能做出醫療方面的決定,例如接受甚麼療法、服甚麼藥,打甚麼針,或者拒絕。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應該能夠代表自己年幼的孩子做出知情同意之類的決定。這些決定都不應該由國家或者像僱主等其它民企實體做出。在疫苗強制令這個問題上,我發現知情同意原則受到碾壓。

其實,知情同意本是20世紀醫學倫理的一座堡壘,在1947年《紐倫堡守則》中就有清晰的論述。背景是二戰期間,在納粹統治下德國醫療界發生種種暴行,世界在紐倫堡大審判中作出回應。之後,人們制定了《紐倫堡守則》,它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毫無疑問,它讓世界上大多數文明國家了解這些法則。

新冠疫情期間宣布緊急狀態後,根據其法律機制,原先那些正常的對人的保護被暫停。然而,恰恰在戰時、危機期間,如疫情或者自然災害發生時,才是維護我們核心倫理原則最重要的時刻,因為平常我們一般沒有甚麼誘導不會去放棄這些原則。

當社會和我們的生活運轉良好時,我們不太會考慮去違反這些久經考驗、依據充份的倫理原則。恰恰當我們面臨壓力、處於恐懼或驚慌時,最容易受到波動從而放棄那些原則。然而,這正是那些原則應該存在的理由。

楊傑凱:我想要向我們的觀眾強調一下,以免有些人還不了解。你是從專業層面來講的,因為你曾經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醫學倫理專業的負責人,這方面你非常有發言權,這是你以前給年輕的醫療從業者講授的內容。在讀《新異常》這本書之前,我不太理解《紐倫堡守則》對公共衛生策略有何重要意義,只是覺得它對總體醫學和人權有重要意義。

凱里亞蒂:是的。

2. 把人類當作可升級的生物技術強化項目 帶來的影響非常深遠

楊傑凱:問題是為甚麼自然免疫被人們忽視了?

凱里亞蒂:我認為有幾個原因。一兩年前我在推特上開玩笑,如果有人想出能從自然免疫中賺錢的方法,美國疾控中心會認可自然免疫的。所以,當我代表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提起訴訟時,約一半的美國人是具有自然免疫力的,如果一半美國人不再需要你的產品,上千億美元的疫苗產業將被腰斬,利潤也將腰斬。今天這個數字接近90%。所以,有經濟利益在推動著我們,恨不得「給每隻胳膊都打上一針疫苗」,即使那些已感染過而有很強免疫力、不需要疫苗的人都不放過。

此外,甚麼是健康,甚麼是有病,多少年來的認識也發生了改變。我認為我們在疫情期間看得非常清楚,我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逆轉。我們看到,在疫情之前,一個人被假定是健康的,你要說你有病了,你得去證實或證明自己生病了。所以,如果你不想上班了,你需要醫生給你開一張假條,說你生病了。

然而在疫情期間,由於對無症狀的個人進行大規模的檢測,以及對所有人的大規模監控,我們看到情況出現逆轉。從假定人們是健康的,到假定人們是有病的,唯有通過某種醫療手段才能證明他們實際上是健康的。所以,在疫情期間,如果你想上班,必須新冠檢測呈陰性。這說明甚麼呢?我認為,我們對如何理解健康人、理解人體,對健康和疾病的概念都發生變化。由此帶來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遠的。

2020年12月16日,加州奧蘭治市,一名護士正在接種COVID-19疫苗。(John Fredricks/The Epoch Times)
2020年12月16日,加州奧蘭治市,一名護士正在接種COVID-19疫苗。(John Fredricks/The Epoch Times)

mRNA疫苗範式與此有很大關係。因為對於mRNA疫苗而言,它們可以迅速規模化,並能加以調整,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重新編程,以應對新變種。從生產更有效的疫苗來講,那個項目實際上進展得並不太好。但它的概念幾乎是把人當作一塊硬件,需要基因編碼,mRNA或DNA軟件每隔幾個月更新一次,以保持現狀並保持身體的機能,好像人體就是一部iPhone手機似的。 

同理,基於同樣的假設,你的身體機能未被認為處於最佳狀態,除非你得到這種干預,是吧?而不是你的身體原本是正常、充滿生機、健康的,除非你生病了,那時醫療再介入,讓你恢復到自然健康的狀態。這就是希波克拉底醫學範式。但那種技術官僚式的醫學範式把你看作是一個可以修修補補、升級改造、完善、被無限改進的各種生理進程的綜合體。

如果人們買賬的話,那就是一個非常賺錢的生意了,對吧?我認為,它也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生意,它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因為它通過科技和醫療讓人變得不再是人了,是吧?這就是生物技術強化項目。我擔心,我們最終將成為非人。

3. 這是諾斯底主義宗教觀的新形式:通過基因編輯、納米科技等改造人類

楊傑凱:真正有意思的是,你把這一點引伸得更深入一層,對吧?當你談到你認為這種新諾斯底主義宗教觀或半宗教世界觀對我們如何產生影響時,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想像方式。

凱里亞蒂:沒錯。

楊傑凱:人類與現實的關係,對嗎?

凱里亞蒂:是的。所以,它就是試圖做那些事情的超人類主義項目,是吧?通過基因編輯,通過控制論,通過納米科技等等,融合人類與科技,讓健康的人變得更好、更大、更快、更強、更聰明。這只是一種非常、非常古老的意識形態的微波處理版。這是古老的諾斯底主義對人類、人性和人體的態度的一種新形式,它超越這樣或那樣技術上的科學應用,實際上再造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

正如我在《新異常》一書中所說,我認為這種對科學和醫學的概念,這種對科學和醫學的技術官僚、新諾斯底主義的概念,開始真正超越了傳統的希波克拉底式的科學觀和醫學觀,而後者自希波克拉底時代以來,一直主導著西方科學和醫學的進步。

4. 另一個不可思議的重演:納粹「優生學計劃」 一些原則和論點再成為現實

疫情期間發生的另一個匪夷所思的或者是歷史重演的例子,正是我在書的序言中所描述的一個微妙的轉變,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德國醫療界發生的事情,導致他們走上一條非常黑暗的道路。再次提醒一下,我不是在把我國的本屆政府或上屆政府或者拿我國領導人與希特拉納粹政權相比,但是,我認為從基本心態和今天已開始發展的基本觀點來看,有著非常令人擔心的相似之處。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德國醫生們,確信他們應該忠於的首要對象不是他們眼前生病的患者,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組織。所以,當時在德國,Volk「人民」這個比喻詞作為一個整體,無論健康也好,生病也罷,被拔高了。如果人民作為一個整體都很健康或者都病了,那麼這個政治體或總人口中,喪失能力的那部份成員就形同癌症了,因為他們消耗資源,因為他們是犯罪份子等等。

為了促進整個有機體的健康,醫生除了將癌變切除之外還能做甚麼?所以,這個類比是非常有力的,在德國醫療機構的醫生們心中就紮了根,後來很容易地促成德國的「優生學計劃」,然後是強制絕育,再往後強制安樂死,最後在死亡集中營進行恐怖實驗。

這麼說吧,我擔心這種微妙的轉變也在美國醫療界中出現。我們開始聽到有人用同樣的術語說話。就在不久前《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談到我在加州提起的另一起質疑《反醫療謠言法案》的訴訟案,即對醫生的禁言令,允許醫療委員會對任何反對政府疫情政策的醫生給予紀律處分。所以,我們在聯邦法院提出反對意見。

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是美國一個非常強大的醫療實體、醫療機構。就在一兩天前《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我們案件的報道,在最後一段該委員會主席說:「挑戰這項法律的加州醫生需要明白,他們對有組織的醫學要有一定的忠誠度或忠實度。」對這些在醫生決策上指指點點的所謂專家們「要有一定的忠誠度或忠實度」,這個提議讓我覺得厭惡,因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我們忠於的對象是面前的患者,必須信任我們的患者。如果我們忠於的對象變成醫療機構、某個社會項目或者州的某個項目,無論這個項目看起來多麼有價值,醫生們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因為患者需要能夠信任我們。否則,醫療界中甚麼都不會起作用。

對於一個躺在醫院病床上痛苦的患者,我走過去第一次做自我介紹,說我能幫你做甚麼?我是來提供幫助的。那個人應該明白「我可以信任這個我從未見過的人,因為他是醫生。我可以相信醫生,因為他們總是最大限度地為我著想,因為我是他們的患者」,而不是成為任何其它社會項目或任何其它項目的代理人,甚至不是美國那些醫療機構所開發的項目的代理人。

讓我們坦率地說,這些醫療機構已經變得很政治化了,且很容易變得政治化。當政治介入到醫患關係時,我們就有麻煩了。◇(未完待續)

------------------

🏵️《九評》20周年
https://hk.epochtimes.com/category/專題/退黨大潮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