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識到我或許是唯一一個,能夠向世界講出這個真相的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在香港講。只要我一站出來,我就會被失蹤,那麼你就甚麼也不知道了。」閻麗夢說。

超過2,000萬人感染了冠狀病毒,全球經濟正在面臨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統計數字表明超過74萬人死亡。可是,這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嗎?

閻麗夢博士說,2019年12月,她在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導師,讓她去調查中國武漢出現的神秘病毒,那麼她發現了甚麼?講出真相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欄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閻麗夢博士,歡迎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欄目!

閻麗夢:謝謝你!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今天能和你交談,我真的感到非常榮幸。不久前你離開了香港,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故事。我們知道其中有些內容,已經上了電視等等,傳遍了美國。我們今天想更加深入地談一談。

閻麗夢:沒問題。

楊傑凱:在我們開始以前,我想要聽一聽你對最近剛剛通過的港版國安法的看法,我相信你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閻麗夢:當然啦,其實是肯定的,因為我在中國居住了幾乎三十年,我知道港版國安法其實就是把他們已經在中國大陸做的那一套,搬到香港以及其它與中共文化有關的國家。所以我們就可以這麼理解,在中國大陸已經幹過的那些事情,就是可以在香港幹的。

楊傑凱:關於這個港版國安法,因為你在香港的大學、香港的實驗室工作,那麼它會改變你曾經可以做的事情嗎?

閻麗夢:其實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你可以議論事情,可以核實事情,有你自己的觀點,但是自從中共把香港從英國收回到大陸以後,20年裏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因此香港的自由減少了,尤其是在過去的兩年裏,爆發了香港抗爭運動。

就我所知,如果你試圖質疑政府,試圖質疑香港政府和中共的做法非常不公平、非正義,你就會受到懲罰,甚至於被失蹤,這已經在一些香港抗爭者身上發生了。沒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家庭會受到威脅,沒有人敢說你存在過。

現在更糟,因為他們在利用港版國安法,向世界表明他們有多麼強大。我敢肯定,即使是你,如果你乘坐國泰航空,你就會被帶到某個地方,接受中共的審問,因為你正在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

楊傑凱:港版國安法中有一條說,即使人不在香港,而且不一定非得是中國人,也適用於這條非常模糊的法律。

閻麗夢:是的,正是這樣。基本上講,只要你說了甚麼不能通過他們審查的話,你就有麻煩了。

楊傑凱:是啊!當然啦,我們在以前的很多訪談中都提到過。請跟我簡單說說你的職業,以及你從前的工作。我想給我們的觀眾一個機會,了解你的背景。你說你住在中國大陸30年了,那裏當然與在香港工作非常不同,但是請你簡單說說你如何一步步走到現在?你離開香港的時候,是甚麼職位?

閻麗夢:我離開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時候,是一名博士後研究員。我在中國已完成了醫學學業,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MD)。後來去了位於廣州的一所大學,攻讀眼科博士學位,本來可以在中國成為一名眼科外科醫師,但是我想繼續從事研究,所以轉到了香港,更換專業進入了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病毒學、免疫學和疫苗開發。

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參考實驗室工作了5年,獨立承擔通用流感疫苗研究項目。後來,在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以後,除了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進行秘密調查以外,我還做一些與臨床研究有關的其它研究和COVID-19的染色體圖研究。

楊傑凱:很有趣。你最初主要是研究流感,對嗎?

閻麗夢:是的,因為我的實驗室是世界衛生組織流感H5參考實驗室,我們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我們還對全世界範圍的人獸共患病病毒,比如沙士,進行監控。在當時,我的實驗室是做這方面研究的頂級實驗室,現在仍然是世界頂級冠狀病毒實驗室。

頂級病毒學家如裴偉士(Malik Peiris)教授、管軼教授、潘烈文教授和袁國勇博士,也在香港大學工作。這個團隊從2003年起開始研究冠狀病毒;後來轉向研究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作為第二類冠狀病毒,它可以給人造成某種不良反應,影響我們全人類的健康;再後來我們轉向研究COVID-19。

從COVID-19疫情爆發開始,我們需要做這方面的研究。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參考實驗室,我們需要向世界衛生組織和全世界,提交全球衛生監控報告。因此在一開始潘烈文教授,讓我以世界衛生組織參考實驗室代表的身份,通過我在中國大陸的關係網,進行秘密調查,因為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非常不足。

楊傑凱:你的意思是說——我想確定一下我們沒有遺漏信息——你的老闆讓你進行一項調查,不公開地,如你所說,秘密地。為甚麼這種調查不能公開進行?

閻麗夢:因為他知道他無法從中國政府那裏得到官方資訊,中共不想讓他知道,而他又必須寫匯報,至少要向香港政府匯報。另外,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他想要了解更多情況,因此他讓我秘密調查,以免招惹麻煩,我們不能公開地做。

楊傑凱:有趣。請跟我說說調查怎麼進行的,也許說一說時間線。你是甚麼時候第一次知道了這個未知的病毒?又是甚麼時候意識到它具有致命性,而且可以人傳人?請跟我講一講。

閻麗夢:說來話長,但是長話短說,去年12月31日我接受了這個任務,第一次知道這個病毒的時間,是在與中國大陸的專業人員進行接觸、談話以後,我得到了第一手資料:當時武漢已經有了40個確診病例,不是他們說的27個。此外,當時在武漢他們已經有了這個病毒的基因序列,不是他們所說的在一月中旬。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已經發生了人傳人現象,因為有全家集體感染。這個判斷是基於公共衛生知識,你可以很快作出判斷。

但是中國政府不想讓人們議論它,或者把這個消息傳出去。全部消息都被中國最高層政府控制著,由他們作出聲明。所有討論都必須依照他們的聲明,無論你是醫生還是教授。此外他們還想讓人們相信,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儘管我們看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去過那裏的記錄。可是如果沒有去過那裏的記錄,你就得不到診斷。

楊傑凱:你說的是你在與社交圈的不同人士交談過程中的發現,與官方黨的路線不相符。

閻麗夢:是的。我馬上向潘烈文教授作了匯報,他讓我保密。後來他也接觸到一位專業人士,得到了更多的消息,然後告訴我,「現在你不用做了」。那是在1月3日,他說,「我可以直接跟他們接觸,我得保護他們」。「保護」的意思是他們知道,按照中共的國安法這是違法的。1月16日我再次承擔了這項任務,工作了幾乎兩個星期。

其實潘烈文教授有他自己的方式,了解在中國正在發生甚麼,我被要求靠邊站,因此我就想自己獲取信息。

也是在那個時候,李文亮醫生受到了處罰,因此那些醫生對這些事兒都不得不閉嘴,再沒有信息透漏出來,再也沒有。我認為,在我做第二次調查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可能已經參與其中了。

楊傑凱:你剛才告訴我的事情內容很多,我們看看我理解得對不對。你的老闆甚麼時候告訴你停止調查?

閻麗夢:1月3日,後來在1月16日他又在他的辦公室告訴我,他想讓我做更多的調查,並且要小心,否則我會被失蹤。

楊傑凱:這是他說的嗎?

閻麗夢:是,正是他說的,「不要越過紅線」。

楊傑凱:那個紅線是甚麼?

閻麗夢:正如我在接受「作戰室:全球瘟疫」(War Room: Pandemic)的採訪中所說,實際上,紅線就在你的腦子裏,你被中共政府訓練過,所以你知道他們不喜歡甚麼,這就是「不要越過紅線」的意思。因此如果你看不到紅線,你就得自己做判斷。

意思就是,一旦你不小心越過了紅線,那你就得冒風險,因此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遠離它。這就是為甚麼人們面對這些事情,保持沉默的原因。

楊傑凱:你是說他告訴你去調查,但是不要太認真嗎?

閻麗夢:不是,我來解釋一下。對於在中共統治下的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懂得這是他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顧問,想讓我做的調查,但是調查的時候要小心,因為那裏有很多看不見的線,我得自己判斷中國政府喜歡還是不喜歡。

如果我聽到有人說「啊!我們的政府不讓我們議論這些」,那我就應該停下來,回去告訴他「是,這兒有一條線,那兒還有一條線」,他就會根據這些條線,在有限的範圍內,提出他的說法。

楊傑凱:有意思!這是做研究的一種非常複雜的方法。

閻麗夢:你需要像我一樣,在中國大陸接受至少30年的訓練,才能理解這種文化。

楊傑凱:你是在甚麼時候確信,發生了病毒人傳人?

閻麗夢:我說過,是在一月初。從12月31日起,我知道武漢當局已經知道了病毒人傳人,並且政府試圖把樣本送到北京做進一步的檢測。根本上講,那意味著他們可以推遲發佈檢測結果。在那以後你仍不能發佈結果。你得告訴政府最高層,讓他們發表聲明。因此我相信在整個過程中,他們非常清楚已經有了人傳人。

做出這樣的判斷不是難事兒。如果你看發病史,看人們的旅行史,看他們怎麼與患者接觸因此被感染,這些都是你與患者交談,就可以得到的非常基本的事實。作為公共衛生專家,他們很容易根據事實判斷,這是或者不是人傳人現象。

楊傑凱:他們為甚麼說不是人傳人?你怎麼看?

閻麗夢:我認為他們有幾千條理由去解釋,就像現在他們正在做的那樣。至於我,我不能去解釋他們的動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當時看到的事情。不僅如此,他們其實還掩蓋了很多事情,掩蓋的比這還要多,因此說這只是他們撒謊的開始。

如果你一直待在共產中國,你就會明白,有時即使一件簡單的事情,他們也不會告訴你真相。我不能去解釋其動機,因為我不喜歡撒謊,但是他們會撒謊。這的確是關於動機的問題,必須去問中共當局。他們會回答得非常好,因為他們是專家。

楊傑凱:你為甚麼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基本上是跟隨中共當局的立場,而不是做自己的研究?或者它自己在做研究嗎?

閻麗夢:你是問他們是不是自己做研究嗎?

楊傑凱:是的。

閻麗夢:我聽說世界衛生組織,內部消息,我確信世界衛生組織有一些顧問,比如說裴偉士,他去過武漢,這沒有被公開報道。我也知道中國政府不想告訴人們,武漢所發生的事情的真相。比如,即使有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前往武漢,他們也找不到機會去那裏的實驗室,而那裏可能是病毒的發源地。

我是說,不能問任何問題。他們也不允許從華南海鮮市場獲取樣本。這些由中共政府組織當地專家來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只能根據這些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但是為甚麼他們只能依賴中共政府給他們提供的證據?這也是人們應該問的另一個問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世界衛生組織在COVID-19全球疫情期間說了謊,與中共政府合作,後來又提供誤導性的信息。他們說這不是全球瘟疫,沒有必要用旅行禁令封閉中國,沒有必要戴口罩,沒有必要使用羥氯奎等等。

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場危機中所造成的禍害,比我想的要多。他們為甚麼要這麼做?他們為甚麼要幫助中共政府?回到剛才那個問題。只有他們自己能回答他們的動機是甚麼。

楊傑凱:非常非常有趣。請你說說你對羥氯奎的看法。

閻麗夢:首先,這不是靈丹妙藥,世界上沒有靈丹妙藥。但是基於現實,我們得想一想要不要用這個藥。實際上,作為醫生,如果你想建議你的患者使用甚麼,那麼你得考慮它是否安全,以及你是否還有其它選擇。如果有一些副作用,那麼就比較一下療效,看哪一個更好。

實際上羥氯奎已經使用很長時間了,六十多年了,起初是作為抗瘧疾藥,用於防疫和治療。長期的研究已經表明,長期使用是安全的,甚至包括對孕婦和兒童。當然,患者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視網膜檢查,但是與很多其它藥相比,這個檢查不算甚麼。

此外,羥氯奎還可以作為抗沙士藥。我記得甚至福西博士(Dr. Fauci),早在2005年就對它做了一些研究。另一件事,如果你關注沙士冠狀病毒2(SARS-CoV-2,武漢病毒)和沙士——根本上講,沙士冠狀病毒2是沙士的增強版——它們針對人的核心機制,是細胞素(cytokine)風暴。我得說一下這是裴偉士教授首次發現的。

這意味著你的身體會出現免疫反應過度,你的免疫系統會被打亂,開始把好的當作壞的進攻,但是這個藥可以克服它。所以說這個藥被用於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經很久了。

基於這三個我已經證實核查過的事實,我覺得眼下面對這個沙士冠狀病毒2這種高變異病毒,(而)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疫苗——研究疫苗要花時間——對這種高傳染性病毒人們需要一個好的防疫措施,那麼這種藥可以被用來幫助人們預防和治療。

當然了,我們期待著一個通用疫苗,有效的疫苗,或者一種更好的藥物治療它。但是目前你比較一下醫生的臨床數據,你會看到這些數據支持羥氯奎,其療效比羥氯奎以外的藥物要好得多。你可以親自去看效果。

楊傑凱:我想談一談來自中國的統計數字,聽一下你的意見,因為你知道美國有很多媒體也在報道COVID-19病毒——或我們稱之為中共病毒,我們知道《大紀元時報》和一些媒體這樣稱呼——他們都採用中共官方統計數字,當它成事實。那麼根據官方統計數字,中國的冠狀病毒疫情,並不是一個大問題,而美國在死亡和確診數字上都遙遙領先等等,對此你有甚麼意見?

閻麗夢:你是說中國的死亡數字和確診數字嗎?

楊傑凱:是的。

閻麗夢:我能告訴你的是,也許中國政府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因為我聽說並且有來自中國的消息確認,說在COVID-19疫情期間,有很多很多種診斷方法。正如我提到過的那樣,他們可以推遲診斷,還可以乾脆拒絕為你提供足夠的試劑盒做最後的診斷。

我想也許美國人不太了解,在美國等其它國家你使用的診斷方法準確率,至少達到90%~95%,但是在中國大陸,儘管我所在實驗室首次並且多次開發出快速診斷的方法,供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給很多國家,但是中國大陸都不使用。他們就是用他們自己的診斷方法,他們的很多版本準確率,只能達到20%~30%。

但是30%的準確率,並不意味著3次檢測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好結果。不是,它意味著你至少要做9次或者11次檢測,然後你才能得到真實的結果。但是記住,在中國大陸做2次就可以確定結果。那麼你可以想像,在這種情況下有多少病例被忽略了。還有一件事能夠讓你看得更明白,按照中國政府的說法,我們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甚至沒有死人。

楊傑凱: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你看來,這種漏報是不是出於一種政治上的故意行為?這是一個推測,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數據作出的判斷:他們嚴重地漏報。我想聽聽你的觀點。

閻麗夢:根據診斷實例我可以知道的是,真實的死亡率,一定要比他們報告的高很多,因為根據我們所做的研究,甚至於流感研究,中國政府使用另一種方式確定死亡病例。

這不同於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如果你感染了,去了醫院,不知怎麼的由於併發症或者其它由於感染引發的問題你去世了,那麼你也會被計入COVID-19的死亡病例當中。如今在中國,就我所知,他們甚至會讓患者使用呼吸機並且採用其它維持生命的方法,直到使用口腔拭子測試(Oral swab test),使用同樣的樣本,兩次結果為陰性,然後他們會撤下呼吸機說:「啊!他死了,但不是死於COVID-19病毒」。

楊傑凱:中國的醫生們知道冠狀病毒疫情被掩蓋以及漏報的事情嗎?

閻麗夢:不只是醫生們,甚至普通人都知道,尤其是在疫情開始的時候。他們知道,而且很害怕,尤其是在我通過媒體、YouTube揭露真相之前。隨後我們的政府不得不改口,承認存在人傳人以及武漢以外存在更多的病例。在那之前,我們的政府把那些沒有檢測結果的患者放在醫院的普通病房。

在那裏醫生、患者、患者家屬都不穿防護服,他們都處於恐懼中,中國政府也不允許他們議論疫情。

後來,又有了其它措施,比如你不能未經審查就發表論文,不能做某種治療,你得按照某種指南去做,比如按照他們推薦的某種中醫方法。這些都是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說,他們也不是不想說實話。有一些醫生和專業人士真的很想說實話,但是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狀況,比如像香港的港版國安法,因為有這種壓力,他們沒有辦法說實話。如果他們說了,他們就將面臨生活中的巨大損失。你不能期待人人都去做這樣的事。那需要很大的勇氣。他們知道真實情況,你可能意識不到有這麼多人知道,但是他們不能公開講。

楊傑凱:既然知道有風險,你為甚麼決定公開講?

閻麗夢:因為我兩次被派去進行調查,一月中旬我在做第二次調查的時候,我意識到實際情況比我想像的還糟,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共政府,都不採取行動解決問題。於是在1月17日,當我看到了這些事情,我決定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講出來。

我必須得找到一種方式告訴全世界,至少得讓我們的政府明白,來自外界的壓力巨大,你必須得做事,而不能阻止海外專家參與調查,你應該讓專家們去武漢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因為當時是中國黃曆新年,數百萬人途經武漢這座位於華中的大城市,這將很快導致疫情爆發。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依靠我的導師或者政府,於是我想到我只能通過我信任的路德先生(Mr. Lu De.)的媒體發聲。

當時我知道我的生命將受到威脅,就像香港的抗爭者,或者像中國大陸其他試圖講真相的人那樣,我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失蹤,留不下任何痕跡。可是如果將來瘟疫爆發、百姓遭殃,原因在於政府掩蓋,而我沒有說真話,我將無法面對,我不能原諒自己。

我也意識到如果在那個時候我沒有說真話,那就意味著我會永遠失去說真話的能力,因此我決定把消息傳給路德先生。至少在我被消失之前,我能讓其他人把消息傳出去。

楊傑凱:不可思議,你非常勇敢。請簡單描述一下後來發生了甚麼?你是怎樣最終來到美國的?

閻麗夢:今年1月19日,就在路德的節目播出之後的幾個小時內,我們的政府立刻作出了反應,因為他們知道有人洩露了真實信息。4個小時後確診病例從60例上升到198例,翻了3倍。第二天他們確認武漢以外的廣州和上海也出現了病例,再後來,他們承認了存在人傳人。

習近平主席也發表了聲明,那是2020年的第一個聲明,把沙士冠狀病毒2,升級為一種類似於沙士的傳染性疾病。三天後,武漢封城。

再後來,有更多的謊言傳出,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沒有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因此我非常氣憤,也對我的政府很失望。我一直在做調查,因此比別人知道得多。我當時就意識到了(中共在撒謊)。

我一直與路德先生保持合作,通過他的平台把我(知道)的消息告訴給人們,比如,醫院裏發生的事情,政府如何對COVID-19病毒研究進行審查。我知道政府一定會追蹤路德先生,以便找到他的信息來源。於是在四月中旬,路德先生告訴我說,我有危險。同時我也知道英語國家與漢語國家完全隔離。

我們的信息可以用漢語有效地傳給我們的觀眾,但是在海外,面對這場全球疫情,人們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政府的虛假信息誤導,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我意識到,我可能是唯一一個可以向全世界說出真相的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在香港講。我只要一站出來,就會被失蹤,那你就甚麼也不知道。因此,在當時,路德先生和那個幫助人們逃離中國政府迫害的機構合作,幫助我逃離香港。我就逃了出來。

我離開後幾個小時,香港警察就知道了。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組織校友、學生以及行政人員搜索我,收集我的全部信息。我的朋友圈裏的一些人和香港政府或者警察合作。

他們告訴我所有的朋友,甚至在中國的中學朋友,說我沒有私隱權,他們必須告訴警察他們知道的關於我的全部細節,尤其是與COVID-19病毒有關的細節,說是因為我捲入了一樁刑事案件,說如果隱藏了與我有關的任何事情他們就要負責任。

至於我的父母,就在同一天,我還在逃亡途中,香港政府就通知了北京的國安部。他們隨即派人去了我的家鄉青島,到我家威脅我的家人。我得說我父母都是被洗腦過的。他們很順從地與他們合作。他們認為我是撒謊,我做了傷害我可愛的家鄉的事情。

從五月中旬開始,甚至於在我公開露面之前,中國政府就開始散佈謠言攻擊我。他們盜用我的個人信息在Facebook上開設虛假帳號,在推特上利用網軍傳播謠言,包括在紅迪網、油管等等上面,詆毀我的名譽。

他們企圖把我描寫成一個可憐蟲,無所事事,能力差,想在美國掙錢、拿綠卡。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過文章,署名第一共同作者,他們卻說我在香港就是一個(在實驗室裏用倉鼠做研究中)「養老鼠的」(hamster keeper)。他們竭力破壞我的名聲,阻止我,不讓我說話。不幸的是我丈夫,我們已經結婚七年多了,與他們合作。

楊傑凱:這一切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你被嘲笑成「養老鼠的」的也讓人難過。我們知道你可絕對不是一個「養老鼠的」的。(註:閻麗夢5月14日參與研究發表在《自然》雜誌的論文,核心就是通過研究證實了金倉鼠之間存在中共病毒的氣溶膠傳播,這是該病毒在人傳人領域的重大突破之一。)我知道我們剛剛收到消息,我們必須立即結束,但是結束前你還有話要說嗎?

閻麗夢:我認為人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權利,人人都在其中,無論你健康與否,你的經濟條件如何,生活狀況如何。我們應該面對這場瘟疫的始作俑者,我是說中共政府,追究他們的責任。

楊傑凱:非常感謝你!謝謝你接受採訪!祝你好運!#

(本採訪經過了編輯以求清晰簡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