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異常》一書的作者亞倫凱里亞蒂博士解讀，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有甚麼不同？甚麼是不公正的法律？如何識別它？是甚麼讓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操縱？暴政的解藥是甚麼？
凱里亞蒂：人們願意接受謊言，這正是害人的專制政權能夠持續維持下去的原因。
楊傑凱：在本期節目中，我採訪了亞倫凱里亞蒂（Aaron Kheriaty）博士，他是《新異常》（The New Abnormal: The Rise of the Biomedical Security State）一書的作者，以及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ealth，UCI Health）醫療中心原醫學倫理項目主任。
甚麼是不公正的法律，如何分辨？極權主義和獨裁又有甚麼區別？
凱里亞蒂：這個過程到了最後，你甚至都不需要甚麼集中營、秘密警察或大規模監控了，因為每個公民都會開始主動地讓自己的同胞閉嘴。
楊傑凱：凱里亞蒂是「密蘇⾥州訴拜登」（Missouri v. Biden）言論自由案的原告之一，此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極權主義體制的起點和核心是壟斷性意識形態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很高興你再次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凱里亞蒂：和你一起時總是很愉快，楊。
楊傑凱：我們來談談今天早些時候你告訴我的一些事情，那確實啟發了我的想像力。你說，20世紀的極權體制一向都是從壟斷理性與知識開始的。首先，請向我解釋這點，好嗎？然後我們再接著往下談。
凱里亞蒂：好的，當人們聽到「極權主義」這個詞時，往往會聯想到秘密警察、穿著長筒軍靴的人，以及集中營或「古拉格」或大規模監控。所有這些特徵都很重要，但整個極權主義體制的真正起點和核心是一種壟斷性意識形態，唯有它才能解釋甚麼是理性，甚麼是知識，甚麼是該提的問題。
我認為，如今在西方國家，我們往往不認為它們是極權主義國家。但我非常擔心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靠攏，原因之一是如果你觀察新出現的現象、新趨勢，比如由政府組織的言論審查，這都反映了極權主義制度的出發點。
他們會提出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或特定公共政策提議，並說：「公民不得對此提出質疑。公民不得提出可能導致該公共政策受到質疑的證據。如果真有人這樣做，我們就會將其打成危險份子。比方說，在社交媒體上，我們將通過算法將其排除出去，不讓其參與公共言論，我們將限制其影響力，我們將加以限制不讓其他人聽到他們的想法。」
極權體制總是從這裏開始的。事實上，這也是極權體制的終點。一旦這種意識形態被夠多的民眾充份接受了，一旦人們習慣了「我不可問問題」這個觀念，他們就會將這些禁令內化。這個過程到了最後，你甚至都不需要集中營或秘密警察，或大規模監控了。
因為每個公民個個都成了蓋世太保或KGB情報人員。如果他們的同胞提出了任何可能挑戰意識形態的問題，每個公民都會開始主動地讓其閉嘴。根據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說法，她是研究20世紀極權主義體制的學者，她認為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最邪惡的監禁形式。
她對通過外部力量進行統治的獨裁政權（與極權體制）進行了區分。在獨裁政權下，你至少仍有內在的自由，即使你的外在自由受到限制。你仍然有想自己所想、有自己的觀點、有自己的判斷的內在自由。你可能只是非常謹慎地表達，也可能根本不表達，但你仍然可以獨立思考。
但在一個極權體制中，在完美實施的極權體制中，你甚至連這些都不會有，因為意識形態此時已如此內化，以至於你都不會想到甚麼問題。你都不會再有不同的想法，你身處一個無形的監獄中，卻壓根沒有意識到自己身陷囹圄。你內在的自由也被這個極權體制吞噬了。
2.三種人： 人云亦云者、利益選擇型和「持不同意見者」
楊傑凱：是這樣的。我想，我們兩人從平行軌道上都已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人不都是一樣的，顯然，有些人真的很容易受他人影響。事實上，他們太容易受到暗示了，如果這似乎是社會共識的話。隔天若又有某種東西發出來，他們可能又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了。還有一種人，則對這套東西具有免疫力。我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就是想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然後被震驚到了。
然後還有一個中間群體，這就反映出一些問題。我記得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次受訪中說過，有四分之一的人會人云亦云，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則不會，至於剩下的，就不一定了。我在羅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的著作中也看到這一點，他在著作開頭提到，他是如何看待極權體制進入他所在的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他當時在那裏唸心理學，看到了類似的情形，類似的人群結構，也許不那麼完全準確。
這件事我思考良多，就你現在談到的情況，說到底，總會有這樣一些人，我們姑且稱他們為「自由導向型」或「現實導向型」，我也說不好了，不過，「自由導向型」的人，他們會覺得：「不，我不會接受這個好像我應該相信的東西。」我希望這樣的人會繼續存在。當然了，在那些極權國家中，他們會被邊緣化，甚至被殺頭等等。若你同意我的說法，請解釋一下？
凱里亞蒂：是的，我同意，這確實看似是一種會反覆出現的現象。在我看來，大概有30%的人非常容易人云亦云、隨大流。不管你怎麼形容這種現象。他們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都會對當權者的說法，或好像甚麼普遍的共識言聽計從。他們去質疑這種共識的能力或興趣都會減弱。
在總人口中，大概只有一小部份，也許佔10%、15%的這些人，他們不太容易產生「我得跟大夥都一樣」、「我必須順應共識」的想法。他們能夠逆流而上，或頂住這種社會壓力的，並真正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這並不是說，他們所有的想法都是好的，他們的想法也可能是錯的。但至少在性格上，無論這是如何形成的，無論是性格也好，或性格、經驗兼而有之也好，他們都不太容易朝著那個方向靠攏。
至於剩下的中間那些人，我的數學不太好，無論中間剩下多少人，我認為他們都會根據自身的情況和利益選擇要倒向哪一邊。我從精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因為某些人與生俱來的性格特質，這些性格特徵使其對群體歸屬感的需求更為強烈。
我觀察社會中那10%、15%的人，無論多少，姑且稱為「持不同意見者」，在朝著威權或極權方向發展的社會裏，我很難辨別出他們屬於某種特定的人格類型，或有某種特定類型的人生經歷。
他們之中有些人有過在前極權主義國家權的生活經歷，他們清楚生活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或生活在東歐集團國家，或者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那是怎樣的一種感受。他們說：「我現在看看我的四周，就可以看到許多我曾想要逃離的東西」。比如，你從逃離中國（中共）來到美國的人中，就能聽到這樣的說法。
但我認為，還有一些人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另外的人生經驗，感受越來越強，這些經歷讓他們願意面對其它類型的挑戰。他們就決定：「不，我不會隨波逐流。我不會違背我的正直，或假裝相信一些我自己嚴重懷疑的東西。」我認為我們應該弄清楚是甚麼讓這些人如此堅毅，好讓我們在教育體系中培養更多這樣的人。但目前我們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3.很多時候，有信仰的人才願意挺身而出，質疑強權
楊傑凱：還有一點，我注意到的另一個趨勢是，可這絕不是普遍現象，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人都有堅定的信仰。例如，我看到過一部份信仰堅定的人士，不成比例地沒有受到影響，我們剛才在這裏討論時我就在想，這是否會對那些不屬於中間群體的人有所幫助，如果我們接受對被以某種方式灌輸的人群如此分類的話。
凱里亞蒂：對，我認為這裏有一個原因是……我同意你的觀點，在很多時候，有信仰的人才願意挺身而出質疑強權。人生是極其複雜的，誰也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例如「我應該如何生活？」「甚麼是真？」「甚麼是假？」
如果你不相信某種超驗的東西，那麼對你來說，最高的權威就會是人間的某種形式的權威。我所信賴的最高的實體、機構或某個人，可能就是由社會推舉的統治階層，或管理階層。而如果我信仰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或假如我信仰一個至高無上的道德秩序，它超越了我所處的特定的社會、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歷史時期，它能讓我挑戰任何一個人間的權威，因為在他們之上還有，從某種意義上說，需要他們作出回應或反應的東西。這讓我明白，比方說，有可能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罕獄中書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闡述了「公民抗命」的觀點。
但他並不主張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他說，「在某些情況下，公民在道義上被允許，甚至可能從道義上講公民不得不違抗當局頒布的法律的。」那麼問題來了，「這麼做的標準是甚麼呢？」，「我怎麼知道某條法律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呢？」法律實證主義的法律意識形態認為，「統治當局說法律是甚麼，它就是甚麼，你無法真正挑戰它。法律就是法律，因為它已被宣布了，在它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它需要對其負責了。」
但馬丁路德金借鑒了古典哲學中一個更古老的傳統，他借鑒了聖奧古斯丁等人的思想，還借鑒了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說：「錯，還有更高層級的律法，還有更高層級的權威，人類法律必須遵從它。」◇（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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