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根據種族劃分人群是嚴重倒退

妮可‧萊維特：覺醒主義意識形態正在腐蝕我的僱主的使命。我的僱主是美國最大的反家庭暴力非牟利機構之一

妮可‧萊維特：使用的語言既侮辱白人也侮辱黑人。我絕不會簽署一份聲明，承認我是種族主義者，或者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或者某個種族的人都是甚麼。

今天我採訪了妮可‧萊維特（Nicole Levitt），她是一位代理家庭暴力倖存者的律師。她對她的僱主「婦女反虐待組織」（Women Against Abuse，縮寫為WAA）提起了歧視投訴。她說，理由之一是，他們要求白人工作人員簽署聲明，稱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包括白人工作人員自己。

妮可‧萊維特：《民權法》是為所有人服務的，無論你是甚麼膚色。

今晚她分享了她的故事，講述了為甚麼她決定冒著事業和聲譽的風險大聲疾呼。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妮可‧萊維特，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妮可‧萊維特：謝謝你邀請我！

根據種族劃分人群是嚴重倒退

楊傑凱：妮可，你的僱主「婦女反家暴組織」（WAA）是美國最大的反家庭暴力非牟利組織之一。你進入這個領域是因為反家暴對你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在2020年夏天的某個時候，你意識到，有些事情真的很不對勁。告訴我發生了甚麼。

妮可‧萊維特：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事件後，我所在的組織（WAA），就像全國各地的組織一樣，舉辦了「多元、平等、包容」（DEI）方面的培訓、研討會和種族正義會議。事情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讓我覺得這些培訓就是老生常談、歧視和找替罪羊。我們還被分成了各種同類小組。

我發現，根據種族劃分人群的理念是一種嚴重的倒退，這不是我想參與的事情，所以我不再參加那些會議了。可是我們每天仍然被各種材料轟炸著，說存在白人至上主義，當白人保持沉默時，你的沉默就是暴力。

一切都被當作是白人至上主義，就如同霧霾一樣，我們都得吸入。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覺得這真的很過份，而且坦率地說，到了非法的地步。

這一切對我來說達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是當我們被要求簽署一份合同，以規範我們在法律中心的行為時。其中一項內容是，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無人例外。我絕不會簽字認同這種聲明，說我是種族主義者，或者說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或者說某個種族的所有人都是甚麼甚麼。

我拒絕簽字，然後我不得不去和當時的DEI顧問見面。這本來應該是一個簡短的見面，結果卻變成了一個長達90分鐘的思想改造會議。他們讓我必須去見面，給出的理由是：要確認我在與黑人和棕色人種同事以及與黑人和棕色人種客戶交往時是否安全。

楊傑凱：基於你剛剛所述，我這裏要探討的問題特別多。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我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情況。據我所知，在這家美國最大的反家暴協會中只有10名律師，你是其中之一。

妮可‧萊維特：是的，大約10名。

我不認為存在種族主義人們都驚呆了

楊傑凱：你是如何進入這個領域的？請多跟我說說你的經歷。

妮可‧萊維特：好吧，我曾在私人律所工作，我也有一個治療師執照，所以我想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在私人律所工作時就開始免費代理家庭暴力客戶。我真的很喜歡這種工作。我們也有很多潛在客戶上門，他們遇到了家庭暴力問題，可是沒有錢聘請律師。當我們不得不說「對不起，我們無法幫助你」時，我總是覺得很痛心。

他們向我們傾訴了一個小時的故事，再一次讓自己遭受創傷，而到最後，我們也無能為力，因為這可能最終是一筆非常大的費用。一旦我有機會為一個非牟利組織工作，費用就不成問題，我就不會因為錢而不得不拒絕一個潛在的客戶，我真的很激動。

楊傑凱：你曾描述過這樣一個場景：你正在與你所在組織的法律中心進行一般性討論，當你說你不認為存在種族主義時，人們都驚呆了。

妮可‧萊維特：是的，我當時在想，「我們在談論甚麼呢？我們不是種族主義者。」這裏的每個人都信奉種族正義，我們代理黑人和棕色人種客戶，而且我們做得很好。我們非常認真。所以，我看不出種族主義從何而來。

當我說「我不認為我們是種族主義者」時，每個人都在看著我，就好像我是長了兩個腦袋的怪物一樣。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關於白人至上主義的教育材料，有特馬‧奧昆（Tema Okun）寫的、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寫的，和羅賓‧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寫的。我們收到了很多這種材料，並被敦促在工作場所討論這些材料。其中一些材料更像是懺悔。我覺得，對工作場所的環境來說，這非常奇怪。可是，我也與其它機構的人交談過，發現那裏也在搞這種活動，聽起來像是在全國範圍內都發生著這樣的事情。

不允許你對這種意識形態的任何內容提出異議。如果你這樣做，就會被貼上種族主義者、偏執狂或有問題的標籤。人們需要早點了解到這個：人們可能會稱你為種族主義者、偏執狂或有問題的人，而你不必去擔心這件事，否則你將永遠受制於這些說法。

可是，如果你照做了，你將失去你的正直。

守時、認真負責都成了白人至上主義

也有其它的事情，比如特馬‧奧坤關於白人至上的演講。她說，對書面文字的崇拜就是白人至上主義。我對此的回應是：「我們是律師，文字是我們的行業。」雖然我們不崇拜書面文字，但它非常重要，就像守時和考慮周全一樣重要，（可是）這些被都被定性為白人至上主義。

坦率地說，我認為這會嚴重傷害黑人的能力。如果他們說，如果你寫得好，或者你非常在意你的寫作方式，或者你在意是否守時，或者你在意是否認真負責，那都是白人至上主義。而這些不是黑人的特徵。這才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絕對不該這樣描述我的黑人同事。

還有另一件事，我的一位同事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了一篇有關社會正義運動中反猶太主義的文章。她把它發給了法律中心。我插話說：「這很好。我希望WAA也能支持這個。」這恰恰掀起了一場爭議風暴。

我收到了一大堆反對我的電子郵件，指責我助長了白人至上主義，把焦點從黑人和棕色人種身上移開，並且說反黑人的種族主義比反猶太主義嚴重得多。而我想讓他們做的就只是，把那篇文章放到我們的反種族主義資源中。有人說我的互動方式有問題：我竟然這樣做了。從那之後，我與一些同事的關係的確變得更僵了。

楊傑凱：讓我重申一下：你建議在工具箱中增加關於反猶太主義的資源。

妮可‧萊維特：是這樣的。

楊傑凱：結果招來了這種尖刻的指責。

妮可‧萊維特：當時法律中心人人都在分享關於種族主義和削減警察經費的文章，所以我們不是無緣無故地分享這篇文章。但是我們分享以後收到的回應就是這樣的。甚至管理層也說，這個互動有問題：「我們當然關心反猶太主義，但是，甚麼甚麼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的唯一原因是，我們被要求支持一種非常具體的意識形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對立。他們描述猶太人的方式是將其歸為壓迫者一邊。一切都是非黑即白，二元對立。我發現，學者們也發現，這種意識形態有濃厚的反猶思想。因此，我想讓這個話題成為對話的一部份，「夥計們，我們該怎麼對待這部份內容？」

先扣上「白人至上主義」然後找證據

楊傑凱：由於所有這一切，你向EEOC，即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起了訴訟。請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妮可‧萊維特：在我拒絕簽署合同，因此參加了思想改造會議之後，我意識到我必須為此做點甚麼，我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因為我真誠地熱愛我的工作，我喜歡在法庭上代表我的客戶，我喜歡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看到他們的轉變，我感到非常好。但是其它事情我不能再忍受了。我選擇對此做些回應。我的希望是，情況會有所改變，我可以繼續在那裏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否會如我所願。

楊傑凱：不過，你現在仍在那裏工作。

妮可‧萊維特：截至目前，是的，我仍在那裏工作。

楊傑凱：我來讀一下文件中的一些內容，它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上面寫著，「萊維特已經提供了（《民權法》）第七章有關歧視案件所需的全部表面證據要素」。你可以過一會兒告訴我這是甚麼。（上面還寫著，）「WAA已經向EEOC承認，存在待遇差別，包括承認白人僱員在推動隔離工作小組的薪酬有所不同。」那麼，薪酬方面有哪些不同？

妮可‧萊維特：WAA聘請了一些顧問對種族公平情況進行審計。審計的前提是要找出白人至上主義在你們的組織中有哪些表現，不是問，白人至上主義在你的組織中有沒有表現，而是問，有哪些表現？也就是說，是先扣帽子，然後找證據。

在審計過程中，他們需要有人自願加入審計委員會，這些人將得到一筆津貼。他們說，審計委員會的黑人和棕色人種成員將獲得更高的津貼，因為他們不得不付出情感勞動。

《民權法》適用於所有人

楊傑凱：在我們準備這個採訪時，你對我說了一些話。你說，各種各樣的人給你寫信說，「我們沒有意識到民權法也是為白人服務的（註：指白人也受到了種族歧視）。」我認為這話令人震驚。我覺得你所描述的情況與此類似。

妮可‧萊維特：是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假設的，這是不對的，因為《民權法》適用於所有人，無論你是甚麼膚色。的確，在這個國家，我們並不總是遵守《民權法》，也沒有完全遵循我們的理想，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停止努力，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停止奮鬥，也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把這一切都顛倒過來說，「好吧，因為我們過去歧視過你，那麼現在我們要歧視另一個群體。」那歧視還能結束嗎？這對誰都沒有好處。

開始時，我們被各種信息、電子郵件和培訓狂轟濫炸，內容都是這種東西，「白人，把殖民主義從你的書架上清理掉，馬上開始，行動起來。」我們被要求在家裏做額外的工作。老實說，如果這是有益的，我不會介意，但是這是倒退，說實話，這是歧視，所以我不想參與其中。

楊傑凱：第七章所說的歧視到底是甚麼？

妮可‧萊維特：第七章是《民權法》的一部份，它指導工作場所，禁止以種族為由進行歧視。簡而言之，就是這樣。我的投訴的一部份也是關於種族敵意氛圍。如果你每天都收到有關種族的敵意信息，這可以算是你工作場所的一種敵意氛圍。

我們的客戶需要警察來制止虐待

有很多關於削減警察經費的討論，我相信，我們並不是唯一進行這種討論的組織。雖然警察有問題，就像幾乎任何組織都有問題一樣，但是我們的客戶需要警察來制止虐待。警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需要警察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份。我發現有人說，在家庭暴力情況下，黑人和棕色人種選擇報警是非常危險的。

那麼，在這種暴力情況下，社會工作者能做甚麼？家庭暴力是警察應對的一些最致命的報警問題。因此，如果你安排社會工作者，或精通恢復性司法（註:指在犯罪發生後為受傷害者和傷害者提供機會，溝通並解決他們的需求）的人回應這些電話，你認為會發生甚麼？結果可能非常慘。

楊傑凱：你認為，為甚麼要制定這一指導意見？

妮可‧萊維特：因為整個國家都因為警察暴行而變得歇斯底里。這種歇斯底里的部份原因是由媒體煽動的，他們用特定的方式報道警察射殺黑人或棕色人。如果你看看羅蘭‧弗萊爾（Roland Fryer）的研究，他表明，黑人確實與警察有更多的暴力接觸，如果你只是想到像被粗暴對待這樣的軟暴力的話；但是就被槍殺而言，他們的被殺事件實際上並不比白人或任何其他群體高。

無論費城是否真的取消了對警察的資助，他們現在肯定已經不再這麼做了。我們最邊緣化的社區已經變糟了，變得得糟糕得多了，而我們的很多客戶都來自費城最邊緣化的社區。

楊傑凱：這是我們在《美國思想領袖》上報道過的事。暴力和謀殺事件在增加，這與警力減少有關。我們已經做過我們自己的報道，談到過各種傳聞，但也有數據顯示，中心城區的人們實際上非常傾向於支持警察，他們希望有更多的警力存在。

妮可‧萊維特：是的，我曾經與來自邊緣化社區的人交談過，他們說：「今年我不得不去買一把槍，正在申請隱蔽持槍證。我的房子被槍擊過，我的車被槍擊過，我鄰居的房子也被槍擊過。」我記得至少有四個人給我舉過這些例子。總之，我不認為削減警察的經費有任何好處，其實，恰好相反，它傷害了民眾。我們的槍擊事件數量是有史以來最高的。我想說的是，平均每天可能有三宗槍擊案。我們的謀殺案數量已經創歷史新高，發生在所有的社區，而不侷限於這個社區或那個社區。它無處不在。

「反種族主義」成為我的組織使命的一部份

楊傑凱：你希望你的組織能做些甚麼？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案例，從中窺見更大的圖景。

妮可‧萊維特：各種組織都需要認識到，這種類型的DEI培訓對組織來說是具有破壞力的，它使組織偏離了他們的核心使命，而且造成了嚴重的分裂。也有一些DEI項目不具有分裂性，會把人們聚集在一起，而且這些項目更人性化，他們永遠不會以種族來劃分人群，因為他們更關心如何把人們團結起來。

伊爾沙德‧曼吉（Irshad Manji）有一個「道德勇氣」項目；希娜‧梅森（Sheena Mason）有一個「無種族論」項目；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和傑森‧利特爾菲爾德（Jason Littlefield）創建了「增強ED（多元、平等）能力的路徑」（EmpoweredEd Pathways）項目。這些只是三個例子。「反對不容忍和種族主義」（Fair，Foundation Against Intolerance & Racism）在這個領域做得很好，我們需要關注。如果你需要一個DEI計劃，請選擇一個不會造成份裂並使你的員工團結在一起的計劃。你真的不需要在工作中開會「袒露心聲」。始終關注你的使命，這就夠了。如果人們需要治療，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時間完成，你只需要為他們提供資源即可。

楊傑凱：我想探討一下這個問題。你看到你的組織的使命發生了轉變，這不僅僅是對具體工作的態度（改變了），而是你說的使命的改變。

妮可‧萊維特：是的，反種族主義成為（我的組織的）使命的一部份；根據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的定義，種族主義是偏見加權力，而反種族主義意味著區別對待不同的種族群體，根據他們的種族群體，根據他們的膚色，給他們分配特徵，這都是這個反種族主義的一部份。

但對我來說，這正是種族主義。

社會正義極端分子如何催生進步派反猶主義者

楊傑凱：肯迪提出了一個關於如何戰勝當代種族主義的理論。他是怎麼說的？

妮可‧萊維特：他的理論是，對以往的種族主義或以往的歧視的糾正措施是現在的歧視，對現在的歧視的糾正措施是未來的歧視。我們為甚麼要保留歧視？對我來說，這正是我們必須擺脫的那部份，而不是一種糾正措施。

楊傑凱：我想談一談你寫的一篇論文。我注意到它在你推特的頂部，所以，顯然它對你來說非常重要。論文標題是「社會正義的極端分子如何催生了一代進步派反猶主義者」。你是與大衛‧伯恩斯坦（David Bernstein）和丹尼爾‧紐曼（Daniel Newman）合作完成的。

妮可‧萊維特：基本上講，批判社會正義的核心是反猶太主義。為甚麼呢？因為它把一切都劃分為黑白二元，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這些類別對猶太人都不適用。於是，它把猶太人歸入白人的類別，或者與白人相鄰的類別，或者受益於白人的類別，（這些類別）在他們眼中都是非常邪惡的。猶太人被歸入這個類別，所以對他們的歧視是沒問題的，是沒關係的——他們有權力，有特權。

最終結果是，在Twitter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關於安妮‧法蘭（Anne Frank，註：荷蘭藉猶太人，1929年生於德國，15歲時遇害，是納粹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所著《安妮日記》在她去世後出版，成為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見證，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書之一）是否享有白人特權。

楊傑凱：是的，我看到了那場討論，覺得雷出天際了。給觀眾們解釋一下，她在大屠殺中喪生。

妮可‧萊維特：是啊，在很小的時候。

楊傑凱：人們在應用這些批判社會正義原則時，似乎很怪異地忽視了現實，最終導致了對安妮‧法蘭（展開爭論）的這種極端情況。

妮可‧萊維特：是的，這是一個非常野蠻的工具，在特定的時間用在特定的少數群體身上。我看到它也被用在了亞洲人身上，用在了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被描繪成白人壓迫者，而巴勒斯坦人則被描繪成受壓迫的棕色人種。因此，以色列所做的一切都是壞的，而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是好的。如果你站在正義的一邊，你就必須站在巴勒斯坦人的一邊。

「黑命貴」BDS運動具有強烈反猶傾向

楊傑凱：我認為非常奇怪的是，「黑命貴」（BLM）對各種不同的事情都做立場聲明。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核心家庭（註：也稱為核家庭，以異性婚姻為基礎，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的聲明，也有一個關於以巴衝突的聲明。

妮可‧萊維特：那是「黑命貴」的上級組織，我不知道這樣理解這個概念是否正確，它被稱為「黑人生命運動」（Movement for Black Lives）。他們支持「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運動），這是一個主張徹底孤立以色列的運動，阻止國際社會以任何方式對以色列進行任何形式的投資或辦學，具有非常強烈的反猶傾向。

有幾個「黑命貴」（BLM）的領導人實際上去過以色列，並與一些巴勒斯坦人會面。與他們會面的人群中包括了一些有名的恐怖份子。我在以色列生活了兩年，那是在第二次起義（註：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的一次重大起義）期間，我在恐怖受害者協會工作。那時候，每天都有爆炸和槍擊事件發生。

以色列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每個人都認識被殺害的人，每個人都認識受傷的人，或認識目睹了恐怖襲擊的人。當我認識到這種「動聽的辭令」會導致甚麼結果時，我就不會與之有任何關係。老實說，這就是我對有關白人的言論的感受。它毫無人性。作為猶太人，我們曾經走過這條路，曾經看到過它，它不會產生任何好的結果。

楊傑凱：我們不斷聽到有人說：言論就是暴力，也聽到有人議論「微侵犯」（註：指針對少數族裔的間接、微妙或無意的歧視）如何造成創傷。根據你對創傷的理解或專業知識，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妮可‧萊維特：如果一個人經常接觸負面言論，那肯定會給這個人帶來心理創傷。但就「微侵犯」而言，我贊同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觀點：有人嬌慣你，說你經歷的每一個小傷害都是創傷；這樣說對你沒有幫助，這會讓人變得非常軟弱無助。

楊傑凱：我祝願你成功。在我們訪談結束前，你還有甚麼最後想說的嗎？

妮可‧萊維特：我希望大家記住，《民權法》是為所有人服務的，雖然這個問題經常被說成是一個右翼的問題，它其實不是關於左翼或右翼，而是關於對或錯的問題。我們是要放縱歧視還是準備阻止歧視？

楊傑凱：妮可‧萊維特，謝謝你接受本節目的採訪！

妮可‧萊維特：謝謝你！

楊傑凱：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對妮可‧萊維特的採訪！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我們聯繫了「婦女反家暴組織」，或者稱WAA。一位發言人證實，妮可‧萊維特已經向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提出索賠。WAA表示，雖然它「不能對這一公開的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的索賠進行評論」，但是相信，「我們與萊維特女士有關的行動以及我們的種族平等工作是合法的」。

《思想領袖》製作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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