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要求輪流發言,談論我們的種族/文化。受僱的培訓師說,「任何白人,如果在被要求討論他們的種族時表現出不適或苦惱,實際上並非真的感到苦惱。他們是在展示高壓攻勢,而那就是『白人的脆弱性』。」喬迪‧肖說。

註:「白人的脆弱性」(white fragility)是說當白人受到來自於其他人對自己有種族歧視的反饋時,會習慣性地連連否認,甚至轉而攻擊對方的脆弱心態。

舉報人喬迪‧肖談到批判種族理論(CRT)培訓是如何違反民權法的?

今天,我將採訪喬迪‧肖(Jodi Shaw),她已經成為日益壯大的運動中的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反對在學術界和其它領域進行「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CRT)培訓。當她在 2019 年開始公開談論其在當時的僱主和母校——史密斯學院看到的日益嚴重的反自由主義時,她聲名大噪。

喬迪‧肖:因為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信念,確認自己實際上沒有甚麼問題。我感到事情不對,是因為有些事情的確不對。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喬迪‧肖,非常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喬迪‧肖:謝謝你!我很高興來到這兒。

我一直夢想在史密斯學院工作

楊傑凱:首先,恭喜你榮獲ACTA(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美國校董與校友理事會)頒發的「學術自由英雄」獎。你是獲得這一獎項的唯一非學術界人士,道連‧艾伯特(Dorian Abbot)和約書亞‧卡茲(Joshua Katz)是共同獲獎者。恭喜你!

喬迪‧肖:謝謝!

楊傑凱:讓我們從頭說起吧,說說當時你是如何倔強不屈,引發眾人關注的。我想確保每位觀眾都能了解背景故事。當然,要從史密斯學院談起。你實際上是在史密斯學院讀的本科,並且很喜歡那所大學。

喬迪‧肖:是的。

楊傑凱:那你何不從那時談起,一直談到目前的情況?

喬迪‧肖:好的,我確實是在史密斯學院讀的書,並於1993年獲得了人類學學士學位,我愛它,我愛史密斯學院。這是我的第一選擇。我很高興能被錄取,我在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隨後,我離開史密斯學院,在全國各地生活。我曾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住了一段時間,然後住到新墨西哥州。之後我成年生活的大部份時光是在紐約布魯克林度過的。我是一個音樂家,這一點非常重要。總之,多年來我一直過著勉強餬口的生活,但是我生活很幸福,因為我在做我喜歡的事情。

後來我結了婚,有了孩子。我很快意識到,我必須找一份工作,過有規律的生活,於是我成了一名圖書管理員。然後,我的婚姻結束了。而在城市裏帶著孩子生活是非常艱難的,如果你沒多少錢的話。

這就是令我回到(史密斯學院所在地)北安普頓的原因。這一直是我的一個夢想,「如果我必須找一份工作,能在史密斯學院有一份工作就再好不過了。」所以我真的很高興能在史密斯學院得到一份臨時圖書管理員的工作。

作為臨時圖書管理員 負責為600名新生舉辦入學說明會

在工作的第一年,我負責為600名新入學的一年級學生舉辦一場入學說明會。有人告訴我,我必須整些野性又瘋狂的事兒。我想,用甚麼最好的辦法可以將大量原本非常枯燥的信息傳遞給疲憊的18歲的孩子們呢?我想,「嗯,當然是說唱。」我有音樂背景,所以我提出了這個想法,它被採納了。

那個夏天,我一直在創作這段說唱。那是2018年的夏天。在那個夏天的中間,在7月31日,在校園裏發生了一起與學生有關的事件。一名黑人學生指責一名白人管理員對她實施了有種族動機的行為,因為管理員打電話叫了校園警察(來盤問她)。

這就是我聽到的全部內容。據我所知,所有人知道的就是這些。這名學生在Facebook上發了一篇關於這件事的帖子,帖子被瘋傳,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不公正事件,因為她是個黑人。

當事學生歐穆‧卡努特:我的名字是歐穆‧卡努特(Oumou Kanoute),我是史密斯學院的一名本科生。7月31日,當我在一個公共空間吃午飯時,史密斯學院的一名員工針對我報警,因為據說我看起來不對勁,表現出了可疑的行為。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不是甚麼大事,因為在這一事件中,我沒有被觸碰或傷害,或者應該說是身體沒有被傷害。但是我希望人們明白,這個打電話的人針對一個正在吃午飯、只想休息一下的學生報警,這背後隱含的信息。

對員工進行強制性的反偏見培訓 因是白人而被解職

喬迪‧肖:當時我想,「哇,這太可怕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甚至懶得去多調查一下情況,順便說一下,史密斯學院也沒有。他們立即開始公開向該學生道歉,一個勁兒地滔滔不絕地道歉,並宣布他們將著手開展一項運動——一項打擊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和偏見的新倡議,對員工進行強制性的反偏見培訓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甚至在開始調查該事件之前就這樣做了。

這一事件發生一個月後,當我正準備為600名一年級學生搞這個入學說明會時,我的主管找到了我。當時距離活動還有不到一周的時間。任何做過活動策劃的人都知道,組織一個600人的活動有多難,而我是牽頭人。這不僅僅涉及我自己的演出,而是涉及一切。活動開始前一周,他找到我,他說,「你不能做這個說唱。」我說,「為甚麼不能?」他說,「因為你是白人。」然後他又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記錄了這番話。他說,「白人工作人員以說唱的方式演出,會被視為不尊重別人的文化。」我不知道我的引用是否準確,但是這幾乎就是他說的原話。

我問他,「如果我是一個有色人種,我可以這樣做嗎?」我沒有具體指是甚麼膚色。他就說,「可以。」

我最後離開了(圖書管理員的崗位),接受了在宿舍生活(Residence life)部門的一份工作,該部門歸屬於行政方面,是行政部門中較低階的一個部門。我接受了這份工作,薪水大幅下降,但是責任較輕,接觸的主要是物料。

(註:宿舍生活(Residence life)部負責宿舍和學生生活相關的事宜。除了提供宿舍,協調物業外,這個部門也負責安排專業的項目和活動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並且幫助學生得到其他個人成長,在課堂外學習到有用的東西。)

做圖書管理員時,我做過很多的教學工作,屬於教務部門。我想,「一旦我轉到了服務部門那邊,我可以更多地幫助史密斯學院的學生應對物料範圍的事情,比如安排宿舍、辦理身份證、修鎖頭、換燈泡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那就可以避免所有關於種族的討論,就不必談論我的白人特權和我的白人脆弱性。」可是天啊,我想錯了!

去宿舍生活部培訓「種族」 因膚色被單挑出來 感到羞辱

我去了宿舍生活部。而我沒料到的是——總體來說,宿舍生活部的工作人員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獲得過碩士學位的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已經被社會正義意識形態所淹沒,這是他們的工作,他們必須把這些東西教給學生。這有點像,他們有一些與學術課程同時進行的並行課程,向學生傳授社會正義。

我很早就被明確告知,作為我工作的一部份,我將不得不談到我的固定特徵,如種族和性別。

校園裏發生了很多事情。那次事件涉及兩名無辜的工作人員,他們受到指控,因此受到懲罰。結果,其中一人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由於相關原因,另有兩個人被解僱或者好言辭退。

我從我在宿舍生活部的小角落裏看著發生的一切。就在那時,我真正開始更多地質疑這種意識形態,並開始做更多的研究。當你周圍的每個人都在說一件事,你卻覺得有些事情不對勁,這種狀態令人尷尬。所以我真的開始嘗試體驗這種感覺,並找出我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在2019年秋季,我被要求參加一個專業發展培訓。

瞧,我們被要求輪流發言,被要求結合我們的童年背景等等類似的事情談論我們的種族/文化。當時,在工作場合,我們要談兩件我不太願意談論的事情。我們挨個發言,每個人都發了言,然後就輪到了我這兒。我說,「我不喜歡在工作場合討論我的種族。」

受僱的培訓師說,「任何白人,如果在被要求討論他們的種族時表現出不適或苦惱,實際上並非真的感到苦惱。他們是在展示高壓攻勢,而那就是『白人的脆弱性』。」我感到在同事們面前受到了羞辱,我確實感到受到了羞辱。

這感覺就像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做夢也沒想到他們的回應會是這樣,我以為人們可能會有點氣惱,然後繼續開會,但是結果不是那樣。我由於膚色而被單挑了出來,我感到羞愧。

我開始提交內部投訴 但沒有回應

我於是開始了提交內部投訴的進程,用盡了我在史密斯學院能想到的一切辦法。我與我的主管談過。我提交了一份非常冗長的內部投訴。我給行政官員發送了電子郵件,問「這些詞是甚麼意思?『社會正義』是甚麼意思?」行政官員們都不理睬我,這讓我相信他們所謂的調查是虛偽的,他們就是拖延、拖延、拖延。

在我提出內部投訴後的一周內,喬治‧弗洛伊德死了。於是,史密斯學院,就像2018年7月31日的學生事件後所做的那樣,進入了加緊處理模式。「我們將舉辦更多的研討會推動社會正義。」我被邀請參加僅限白人員工的活動,在那裏我們可以談論怎樣支持我們的同事。

我收到了校長發來的電子郵件。她給每個人發了郵件,說「我們要慶祝六月節(註:6月19日是美國黑奴解放紀念日),這是一個讓我們的有色人種同事休息和恢復活力的日子,也是讓我們的白人同事教育自己的日子」,等諸如此類的話。

那年夏天,得到通知,讓我必須參加主題為「史密斯學院的種族正義」的討論,我想,「哎呀,我得去參加這個討論,可是我打算甚麼也不說,那我會不會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我感到壓力非常、非常大。

我斷定,他們沒有把我當回事兒。我正在使用內部渠道,可是他們不做回應。所以我想,「我能怎麼辦?我是一個沒有任何權力的普通人。」我沒有博士學位,我不是教員,我是一名工作人員,「我該怎麼做才能讓史密斯學院(對我)作出回應?我怎樣才能讓他們關注我在這裏看到的真正問題,不僅對我,而且對所有員工都是如此?」

製作影片公開 被描述為批評「社會正義倡議」

我想,「好吧,我認為他們不太喜歡宣傳。我要試試拍條影片。」於是,我就這樣做了,我製作了一個YouTube影片,我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影片畫面:這就是我對史密斯學院的要求。我要求史密斯學院停止用種族類別來貶低我的人格。不要再告訴我我該如何認識自己,感受自己,因為我覺得你們這樣做太過份了。我覺得你們這樣做太過份了,我需要你們停止這樣做。

我發表了這個影片,然後我坐在沙發上,和我的孩子們一起看節目,一邊查看著我的手機,就像是,「好啊!一千次瀏覽!好啊!」「哦!我的天哪!一萬次瀏覽!」就像是,我知道,「好啊!我做對了,他們現在可能會要注意到了。」他們真的注意到了。

楊傑凱:接下來發生了甚麼?

喬迪‧肖: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我第二天去上班。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看到了這個影片,所以我就去忙活我的事兒了。然後,第二天,校長在網站上發布了一封給所有人的信。我忘了那封信的標題,但是是關於我的影片的。她說,「某位工作人員在某日發布了一段影片……。」她把影片描述為「對我們的社會正義倡議的批評」,「對我們的多樣性和公平倡議的批評」等等。

所以我又做了一個影片來回應她的信。我在影片中說,「我本打算把影片做成一種對話,因為我還沒有(跟學院)進行過這種對話。」她從來沒有試圖與我進行對話,而我回應了她的信。然後她回了一封信。當然,現在為止,我已經和史密斯學院的很多人取得了聯繫,這些人以前我從未聯繫過,他們私下給我寫信,也有一些教師給我發了電子郵件。

楊傑凱:現在他們寫信給你,說「我同意,但是我還沒有準備好公開這麼說」,或者「我支持你」,或者這類的話,對嗎?

喬迪‧肖:對,所以這很好。我感覺得到了支持,我能理解他們為甚麼不想多嘴,但是我希望他們能站出來說話。事實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做到了。他們中的一些人接受了《紐約時報》的採訪。

我最終提起聯邦訴訟 但環境變得敵對 無奈只好離開

然後,不出所料,出現了報復。我最終提起了聯邦訴訟。我相信我們會談論這個問題,但是,是的,出現了報復。

但是最後,我記得是在隆冬時分,我在我的柴火爐前痛苦地想,「我可以接受和解,然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楊傑凱:但是會有附加條件。

喬迪‧肖:是有附加條件,沒錯。基本上講,我不能再談論這些事了,或者,我也可以繼續沿著我正在走的路繼續走下去。最後我決定,如果接受和解,我會非常後悔。我製做了一個關於我的決定的影片,對比了自由與舒適。大意是:「好吧,這兩件事是甚麼?」我沒有列出一個利弊清單,即一邊是自由,一邊是舒適(的利弊分析)。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大多數人都很幸運地同時擁有這兩樣東西。現在我正面臨著這個決定,我在想,「我必須選擇自由,我不能放棄我的自由。」而我不知道會發生甚麼。

他們說,「好吧,那你可以回去工作了。」但是到那時,環境已經變得如此敵對,他們收到了電子郵件:「要解僱喬迪‧肖!史密斯學院不能支持喬迪‧肖。」我被告知,我的同事們對我的所作所為感到非常不滿。如果說以前是敵對,那麼現在就是非常敵對了。我根本沒有辦法繼續在那裏工作。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推定解僱」(constructive dismissal),所以我就離開了。

註:「推定解僱」(constructive dismissal)指僱員因為僱主的行為已經變得不可容忍或令人髮指,或使生活變得如此困難,僱員別無選擇而只能辭職。由於僱員的辭職並不是真正自願的,因此實際上是一種僱主終止的。

我們來繼續採訪藝術家和活動家喬迪‧肖。

渴望有意義的生活 成千上萬的人給我發郵件

楊傑凱:你把這描述為一種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質追求。

喬迪‧肖:那時,我想起我作為一個音樂家在地鐵上演奏的經歷。當人們問我那是甚麼感覺時,我的回答是,那是我最寶貴的心靈經歷之一。這裏面有一種極其誠實的東西。當你在俱樂部表演時,人們會來聽。他們支付入場費,然後坐下來聽。你唱完一首歌,他們就會鼓掌。但是在地鐵上,你在表演,人們只有在被感動時才會做出反應。沒有任何偽裝,無需禮貌。他們要麼看著你,要麼不看。

所以很誠實。如果有人走近你,把一美元放在你的籃子裏,或者看著你,或者眼裏含著淚水,那是誠實的,也是真實的。

但我確實渴望有意義的生活。我們大多數人也都是如此。我通過我的音樂,通過與觀眾的聯繫來追求意義。我的價值觀之一就是,要以一種我可以從中獲得意義的方式來生活。精神體驗對我來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史密斯學院遇到的這種情況,對我來說,精神體驗比拿到薪水更重要。我必須選擇,是要自由,還是要舒適?我想要的是追求精神的自由。

當我公開辭職時,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在經歷一種高度精神化的東西。它有一點像我在地鐵上的體驗。成千上萬的人給我發郵件說,「我知道你的感受。」是那段影片中的一些東西打動了他們,我的辭呈中的一些東西也打動了他們,所以他們可以向我講述他們的故事。我感到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也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責任。我無法回覆每個人,我只是覺得,「哦,天哪!我想幫助所有這些人。」

我有責任幫助所有這些人

楊傑凱:你為甚麼會有這種責任感?這種責任感究竟是甚麼?

喬迪‧肖:我知道那是甚麼感覺,因為人們寫信給我說,「我就在這種環境中工作。」在各種不同的領域和學科都是如此。他們不僅僅是在學院工作的人,他們是醫生、心理治療師和律師,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人。他們說,「我還沒有告訴其他人這件事」,就彷彿他們身邊沒有其他人可以傾訴一樣。

他們一直懷有這種感覺,認為有些事情是不對的。他們覺得自己是唯一一個提出該問題的人,「我是不是出了甚麼問題?我有這種感覺,而其他人似乎都沒有這種感覺?哦,看啊!有個人說出了和我一樣的話,和我一樣的感受。」所以他們會聯繫我。我知道,感覺自己是唯一一人,或相信自己是唯一一人,那是甚麼感覺。所有的外部反饋都告訴你,「你是這裏唯一一個遇到問題、而且似乎對此感到不安的人。」

我覺得我有責任以某種方式幫助他們。

楊傑凱:這就是你成為知識自由英雄的原因。是否有一些人與您聯繫,隨後像你一樣做出了艱難的決定?

喬迪‧肖:有的,這讓我非常欣慰。是的,這非常好。昨晚有人給我寫信,我正伸出援手,並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再次活躍起來。我已經休息了一段時間。我記得大約一年前和她通了電話。她也陷入了類似的可怕境地。她現在已經向她所在州的民權辦公室提交了一份投訴。她已經從只和我說話,發展到提出公開投訴。這種感覺真好。

我總是告訴人們的一件事是,要找到另一個人。你需要找到另一個人,最好是在與你的工作或學校相同的環境中,或在任何發生這種情況的地方,(哪怕)只有另一個人。我知道這很難,而且事情看起來很可怕,但是必須讓人們擺脫困境。然後,一旦水壩破裂,你們開始互相傾訴,(哪怕)只有另一個人,就能產生巨大的影響。

還有一個人回來告訴我,「我記得聽了你這句話以後,我走了出去,找到了另一個人。」現在她已經在加拿大創建了一個真正運作良好的K-12(註:從幼兒園到12年級)教育機構,而這是從找到另一個人開始的。所以,所需要的只是另一個人。因此,是的,這很令人欣慰。我覺得我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幫助。

楊傑凱:早些時候,你提到你對史密斯學院提起的訴訟。在學術環境中,我們通常會看到與言論自由有關的訴訟。但是你做的事情有一些不同,你是在正面解決種族偏見的問題。請你跟我講一講。

喬迪‧肖:這與我不是一個學者有關,而學術環境中的大多數學者都發現他們的言論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大多數學術環境都有言論自由的政策。我們聽到很多教師提起訴訟,或投訴壓制言論自由的情況。大多數教育機構都有保障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的政策。這是大多數學術機構的一個宗旨,即教師擁有這種自由。這就是我們在與學術界有關的案件中經常聽到的內容。

依民權法投訴:因膚色而受到歧視

我的案子不同,因為我不是申訴我的言論自由被踐踏。我申訴的是我因膚色而受到歧視,案子涉及到種族歧視以及種族敵對的環境,以及其它因素。前一類案子是對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的侵犯。言論自由也是學院的一項政策,他們一開始就聲明要確保言論自由。

我的案子屬於第七章民權投訴。這是很不同的,是就業方面的一個案子。我不是發表了著作並被他們取消,因為他們不喜歡我說的話。我的案子可以歸結為,他們對我採取了不利的行動,因為我沒有說他們想讓我說的話。我不願說出我認為以某種方式歧視自己或他人的話語。所以這是一個民權案件。

(註:1964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於1964年7月2日生效)是美國在民權和勞動法上的標誌性立法,它宣布了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或來源國而有的歧視性行為為非法。這一法案禁止了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學校、工作場所和公共空間中的種族隔離。)

這很重要,因為現在我要求法院裁定,「嗯,我們要遵循哪一套原則?我們是否仍然按照民權法的書面本意來解釋?那樣,白人也在保護之內。」是《民權法》說的,「任何膚色的人都可能受到歧視,如果你受到歧視,你就有理由在法庭上提起訴訟。這種歧視是非法的。」還是,法院會決定,「實際上我們要服從『覺醒派』的說辭,我們將重新解釋民權法。」

這有可能嗎?我認為有可能。為甚麼沒有呢?早些時候,我記得我問過我的律師這種可能,她說,「我認為這不會發生」,但它可能發生。這(以CRT理論重新解釋民權法)正是可怕之處。民權法和民權立法危在旦夕。這就是為甚麼有很多人與馬丁‧路德‧金一起遊行。很多非白人和白人都曾非常努力地工作,使得這項立法通過,而現在它正處於危險之中。

楊傑凱:喬迪‧肖,謝謝你參與我們的節目!

喬迪‧肖:非常感謝你!楊,我很高興。

旁白/楊傑凱:史密斯學院稱,它「堅持其支持DEI——即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行動和提供的服務」,它將繼續針對肖女士的最新版本的申訴進行辯護。

楊傑凱: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對喬迪‧肖的採訪。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美國思想領袖》製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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