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要求輪流發言,談論我們的種族/文化。受僱的培訓師說,任何白人,如果在被要求討論他們的種族時表現出不適或苦惱,實際上並非真的感到苦惱。他們是在展示高壓攻勢,而那就是『白人的脆弱性』。」喬迪肖說。

今天,我將採訪喬迪肖(Jodi Shaw),她已經成為日益壯大的運動中的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反對在學術界和其它領域進行「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CRT)培訓。當她在2019年開始公開談論其在當時的僱主和母校——史密斯學院看到的日益嚴重的反自由主義時,她聲名大噪。

喬迪肖:因為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信念,確認自己實際上沒有甚麼問題。我感到事情不對,是因為有些事情的確不對。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喬迪肖,非常歡迎你作客我們的《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喬迪肖:謝謝你!我很高興來到這兒。

1. 我一直夢想在

史密斯學院工作

楊傑凱:首先,恭喜你榮獲 ACTA(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美國校董與校友理事會)頒發的「學術自由英雄」獎。你是獲得這一獎項的唯一非學術界人士,多里安艾伯特(Dorian Abbot)和約書亞卡茲(Joshua Katz)是共同獲獎者。恭喜你!

喬迪肖:謝謝!

楊傑凱:讓我們從頭說起吧,說說當時你是如何倔強不屈,引發眾人關注的。我想確保每位觀眾都能了解背景故事。當然,要從史密斯學院談起。你實際上是在史密斯學院讀的本科,並且很喜歡那所大學。那你何不從那時談起,一直談到目前的情況?

喬迪肖:好的,我確實是在史密斯學院讀的書,並於1993年獲得了人類學學士學位,我愛它,我愛史密斯學院。這是我的第一選擇。我很高興能被錄取,我在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

隨後,我離開史密斯學院,在全國各地生活。我曾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住了一段時間,然後住到新墨西哥州。之後我成年生活的大部份時光是在紐約布魯克林度過的。我是一個音樂家,這一點非常重要。總之,多年來我一直過著勉強餬口的生活,但是我很幸福,因為我在做我喜歡的事情。

後來我結婚,有了孩子。我很快意識到,我必須找一份工作,過有規律的生活,於是我成了一名圖書管理員。然後,我的婚姻結束了。而在城市裏帶著孩子生活是非常艱難的,如果你沒多少錢的話。

這就是令我回到(史密斯學院所在地)北安普頓的原因。這一直是我的一個夢想,「如果我必須找一份工作,能在史密斯學院有一份工作就再好不過了。」所以我真的很高興能在史密斯學院得到一份臨時圖書管理員的工作。

2. 作為臨時圖書管理員

負責為600新生舉辦入學說明會

在工作的第一年,我負責為600名新入學的一年級學生舉辦一場入學說明會。有人告訴我,我必須整些野性又瘋狂的事兒。我想,用甚麼最好的辦法可以將大量原本非常枯燥的訊息傳遞給疲憊的18歲的孩子們呢?我想:「嗯,當然是說唱。」我有音樂背景,所以提出這個想法,它被採納了。

那是2018年的夏天,我一直在創作這段說唱。在7月31日,在校園裏發生了一起與學生有關的事件。一名黑人學生指責一名白人管理員對她實施了有種族動機的行為,因為管理員打電話叫了校園警察(來盤問她)。

這就是我聽到的全部內容。據我所知,所有人知道的就是這些。這名學生在Facebook(Face-book)上發了一篇關於這件事的帖子,帖子被瘋傳,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不公正事件,因為她是個黑人。

當事學生歐穆卡努特:我的名字是歐穆卡努特(Oumou Kanoute),我是史密斯學院的一名本科生。7月31日,當我在一個公共空間吃午飯時,史密斯學院的一名員工針對我報警,因為據說我看起來不對勁,表現出可疑的行為。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不是甚麼大事,因為在這一事件中,我沒有被觸碰或傷害,或者應該說是身體沒有被傷害。但是我希望人們明白,這個打電話的人針對一個正在吃午飯、只想休息一下的學生報警,這背後隱含的訊息。

3. 學院進行強制性反偏見培訓因是白人被迫轉部門

喬迪肖:當時我想:「哇,這太可怕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甚至懶得去多調查一下情況,順便說一下,史密斯學院也沒有。他們立即開始公開向該學生道歉,一個勁兒地滔滔不絕地道歉,並宣布他們將著手開展一項運動——打擊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和偏見的新倡議,對員工進行強制性的反偏見培訓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甚至在開始調查該事件之前就這樣做了。

該事件發生一個月後,當我正準備為 600名一年級學生舉行入學說明會時,我的主管找到我。當時距離活動還有不到一周的時間。任何做過活動策劃的人都知道, 組織一個 600人的活動有多難,而我是牽頭人。這不僅僅涉及我自己的演出,而是涉及一切。

活動開始前一周,他找到我,他說;「你不能做這個說唱。」我說:「為甚麼不能?」他說:「因為你是白人。」然後他又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記錄了這番話。他說:「白人工作人員以說唱的方式演出,會被視為不尊重別人的文化。」我不知道我的引用是否準確,但是這幾乎就是他說的原話。

我問他:「如果我是一個有色人種,我可以這樣做嗎?」我沒有具體指是甚麼膚色。他就說:「可以。」

我最後離開了(圖書管理員的崗位),接受了在宿舍生活(Residence life)部門的一份工作,該部門歸屬於行政方面,是較低階的一個部門。我接受了這份工作,薪水大幅下降,但是責任較輕,接觸的主要是物料。

〔註:宿舍生活(Residence life)部負責宿舍和學生生活相關的事宜。除了提供宿舍,協調物業外,這個部門也負責安排專業的項目和活動,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並且幫助學生得到其它個人成長,在課堂外學習到有用的東西。〕

做圖書管理員時,我做過很多的教學工作,屬於教務部門。我想:「一旦我轉到服務部門,我可以更多地幫助史密斯學院的學生應對物料範圍的事情,比如安排宿舍、辦理身份證、修鎖頭、換燈泡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那就可以避免所有關於種族的討論,就不必談論我的白人特權和白人脆弱性。」可是天啊,我想錯了!

4. 新部門培訓討論「種族」因膚色被針對 倍感羞辱

我去了宿舍生活部,而沒料到的是——總體來說,宿舍生活部的工作人員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獲得過碩士學位的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已經被社會正義意識形態所淹沒,這是他們的工作,他們必須把這些東西教給學生。這有點像,他們有一些與學術課程同時進行的並行課程,向學生傳授社會正義。

我很早就被明確告知,作為我工作的一部份,我將不得不談到我的固定特徵,如種族和性別。

校園裏發生了很多事情。那次事件涉及兩名無辜的工作人員,他們受到指控,因此受到懲罰。結果,其中一人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由於相關原因,另有兩個人被解僱或者好言辭退。

我從宿舍生活部的小角落裏看著發生的一切。就在那時,我真正開始更多地質疑這種意識形態,並做更多的研究。當你周圍的每個人都在說一件事,你卻覺得有些事情不對勁,這種狀態令人尷尬。所以我真的開始嘗試體驗這種感覺,並找出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在2019年秋季,我被要求參加一個專業發展培訓。

我們被要求輪流發言,被要求結合我們的童年背景等等類似的事情談論我們的種族/文化。當時,在工作場合,我們要談兩件我不太願意談論的事情。我們挨個發言,每個人都發了言,然後就輪到了我這兒。我說:「我不喜歡在工作場合討論我的種族。」

受僱的培訓師說:「任何白人,如果在被要求討論他們的種族時表現出不適或苦惱,實際上並非真的感到苦惱。他們是在展示高壓攻勢,而那就是『白人的脆弱性』。」我感到在同事們面前受到羞辱,我確實感到受到羞辱。

〔註:「白人的脆弱性」(white fragility)是說當白人受到來自於其他人對自己有種族歧視的反饋時,會習慣性地連連否認,甚至轉而攻擊對方的脆弱心態。〕

這感覺就像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做夢也沒想到他們的回應會是這樣,我以為人們可能會有點氣惱,然後繼續開會,但是結果不是那樣。我由於膚色而被單挑了出來,我感到羞愧。

5. 我開始提交內部投訴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我開始內部投訴,用盡我在史密斯學院能想到的一切辦法。我與我的主管談過、提交了一份冗長的內部投訴並給行政官員發送電郵,問『社會正義』是甚麼意思?他們不理睬我,這讓我相信他們所謂的調查是虛偽的,他們就是拖延、拖延、再拖延。

在我提出內部投訴後的一周內,喬治弗洛伊德死了。於是,史密斯學院,就像2018年7月31日的學生事件後所做的那樣,進入了加緊處理模式。「我們將舉辦更多的研討會推動社會正義。」我被邀請參加僅限白人員工的活動,在那裏我們可以談論怎樣支持我們的同事。

我收到校長發來的電子郵件。她給每個人發了郵件,說「我們要慶祝六月節(註:6月19日是美國黑奴解放紀念日),這是一個讓我們的有色人種同事休息和恢復活力的日子,也是讓我們的白人同事教育自己的日子」,等諸如此類的話。

那年夏天,得到通知,要我必須參加主題為「史密斯學院的種族正義」的討論,我想:「哎呀,我得去參加這個討論,可是我打算甚麼也不說,那我會不會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我感到壓力非常、非常大。

我斷定他們沒把我當回事兒。我使用內部渠道,他們不做回應。所以我想:「怎麼辦?我是一個沒有任何權力的普通人。」我沒有博士學位,我是一名工作人員,「我該怎麼做才能讓史密斯學院(對我)作出回應?怎樣才能讓他們關注我在這裏看到的真正問題,不僅對我,而且對所有員工都是如此?」

6. 製作影片被描述為

批評「社會正義倡議」

喬迪肖:我想:「好吧,我認為他們不太喜歡宣傳。我要試試拍條影片。」於是,我製作了一個YouTube 影片,我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影片畫面顯示:這就是我對史密斯學院的要求。我要求史密斯學院停止用種族類別來貶低我的人格。不要再告訴我該如何認識自己,感受自己,因為我覺得你們這樣做太過份了,我需要你們停止這樣做。

我發表了這個影片,然後坐在沙發上,和孩子們一起看節目,一邊查看著我的手機,就像是:「好啊!一千次瀏覽!好啊!」「哦!我的天哪!一萬次瀏覽!」就像是,我知道,「好啊!我做對了,他們現在可能會要注意到了。」他們真的注意到了。◇(未完待續)